很少有多少国家像我们这样，对外语学习如此焦虑。在这个问题上的持续纠结，乃因在这个全球化时代，老百姓认可外语的重要性，但在方法上持续低效。支持英语退出高考的一个很大原因，是英语学习占用时间太多，而效果、效率低下，学了等于白学。假如这门语言学习的成效提高，降低英语比重的呼声也不会这么高。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学习策略上，我们应该反思，并采用被实证研究验证为有效的方法去组织教学。而过去三十年来，在学习策略上，中国英语学习走了很多弯路。英语学习迄今为止，一些以讹传讹的误区还存在。在我看来，至少如下一些方面需要反思：

语言是不是工具？说语言是工具，也对也不对。语言确实是交流不可缺少的手段，是一种工具。但是不要忘了，语言和思维之间，不单纯是内容与载体这么简单。文化语言也同样能训练思维。语言能提高思维的灵活性。我甚至看到一种说法，称接受早期教育，且早教机构设置专门语言教育，儿童智商可提高高达7个百分点（Protzko, Aronson & Blair， 2013）。麦克卢汉甚至认为，“媒介即内容”(McLuhan, 1964)。语言不是思维的外壳，二者是一种共生关系。你说你多有思想，却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那这样的思想是无法验证的。同样，如果一个人能出色地使用一门语言，我们倒有理由相信这人思维发达。

将语言硬性和它所“依附”的思想割裂，纯粹当成工具来学是要不得的。为了凸显语言的“工具性”，很多教育者和学习者都将语言和文化（比如英语世界的文学）切割开，甚至索性认为文学性语言“没用”。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错误。学习者日后非得使用“文皱皱”的文学语言，但是学习时，文学性语言，往往最能体现语言的张力。

在八十年代末，很多大学的英语系，还是按照“语言文学系”的格局建设。但是不久，我们发现，有不少人在抱怨以后又不从事文学事业，为什么要学这些文学性强的教材？这种教材和学习方法，被视作一种浪费。急功近利的教育者开始剥离这种文学性的内容，更多把语言纯粹当成工具。语言文化是难以切割的，就好比我们无法想象学习语文之去学如何看病、等车、购物的“日常用语”，而不去学习古代诗词歌赋和现当代文学作品一样。再者，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提炼了无数实际生活场景中的语言。这样的学习，貌似路途遥远，实为捷径，也最安全，就如同从美国飞往上海的飞机往往“绕道”北极上空那样。日后学习者会发现，任何一个行业内（包括政治、会计、商学），内部的“行话”（jargon)和叙述方式都有限，只要基本功扎实也不难掌握，反倒是文学性语言，能体现一门语言最丰富多彩的一面，也更难掌握。能使用功能英语是语言文化功底扎实之后的一种结果，而不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学生需要阅读大量材料，增加接触，才能学好英语。

听说真有那么重要吗？那种能读写不会听说的”哑巴英语“造成了一种恐慌，使得读写遭到轻视，听说占据上风。社会培训机构，尤其是延依法师（俗名李阳）创办的“疯狂英语”，对这个倾向推波助澜。年轻学子把说一口“流利”的英式英语或者美式英语当成英语学习的一大目标。为了强调听说，一些教育或培训机构注重视听，抨击语法、读写教学。这样的做法剥夺了学习者通过大量读写、增加接触、积累语言素材的机会，使其成为只能流利说几句话，超过了就卡壳了，这事实上这是一种新型的哑巴英语。

从翻译－语法学习法，转向听说学习法(Audiolinguistic method), 在美国是战争期间的一种训练的必需。因为军人进入他国，能一些简单的口语交流有时候事关生死存亡。外语教学者，包括扶忠汉、俞敏洪都举过例子，称战争期间军人被迫在短期内学习外语，比如用枪指着脑袋，或是进入敌占区，不会外语不行，则短期内学习效果都很好。问题是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非常不同，短期内长期听说，和长期使用外语进行日常工作，其技能要求非常不同，后者更要求长期记忆，长期记忆需要深入理解，这种深入理解离不开大量文字接触，而口语交流中，人们使用的词汇总是有限的，句式结构的复杂性也是有限的。强化听说教学法强调机械、熟练，要求学习者通过大量替换练习和口头训练，熟练掌握一些基本口语交流。这种学习方法基于行为主义学说，亦即通过刺激－反应来实现学习。自从1960年代之后，该方法在美国深受质疑（Yu, 2012)。而认知科学和建构主义的学习和教育方法，渐渐取而代之。

听说当然也重要，但过度强调“流利”、“标准”，可能耗费过多时间在求全责备的听说上，而不能把宝贵的时间放在语言学习的其他方面。从我自己在美国多年的工作经验看来，读写的重要性甚至远远比听说重要。一个外国人说话带点口音，只要不影响理解，通常大家都能接受，但是论文和工作中的报告、邮件等书面材料写得差，则直接影响到职业发展，甚至根本就找不到求职机会，因为找工作的时候第一关往往不是面对面交流，而是书面的求职信。这时候，读写才是敲门砖。

这事要纠正过来，必须恢复到“原生态的学习”，亦即回归到正常语言使用的状况，即包括读听说写。我甚至觉得没有必要去先强调听说。我们常拿儿童学习语言为例，儿童是在没有学会读写之前就学会听说的。但是我们忘了，儿童学母语，存在大量浸泡（immersion)， 是借助归纳法学习的。而作为非母语的学习，浸泡时间不足，必须借助演绎法，一边总结一边大量接触范例，接触范例之后再去总结，如此递进，才能不断矫正我们对于一些用法的了解，并弥补接触不足的缺陷。在这一过程中，不能回避语法。语法不是教条，而是学习者需要领悟的语言使用规则。你见过不懂规则就上场打比赛的球员没有？

该怎样有效练习？我们一个常见的说法，是“书读百遍，其义自现”。这个说法自然有它合理的一面，但是其效果则忽高忽低。有的人能借助不断的阅读，形成良好语感，但是这种人通常也在阅读过程中在大脑中不知不觉在归纳总结，形成可推广的模式。机械重复，未必都能形成很强烈的语感。有的学习者头脑中不能构建思维框架结构，让接触到的内容归巢就范，成为新的资源，就好比买了一大堆衣服，却随便堆在一起，而没有衣橱柜子、衣架来分门别类整理一样。

过去十年间，来自认知科学的很多发现，有助于我们对于学习策略的认识。比如我们通常说“熟能生巧”（Practice makes perfect.)一些学生再三阅读同样的内容和材料，希望通过熟悉而掌握。但练习因为方法上的细微差别，会造成效果上的极大差异。根据2013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学生最为常用的一些策略，比如重复阅读和划线，效果非常低下。即便同样的练习，比如都是一个小时，效果是分成两个三十分钟，中间间隔一段时间，效果好过完整一小时的练习。这种做法，学名叫“分布式练习”（distributed practice).  同样，很多教育者用“过关”的思维，让学生一个技能一个技能地过，一个方面不掌握（比如过去完成时的学习），就绝对不往下面再继续练。很多练习，是将同类练习集中一起练（massed practice), 这非但使得学习过程枯燥，而且效果也不好。真正有效的练习，应该是插花练习（interweaved practice)，亦即增加练习过程中的题目的变化。类似于这样的研究，近些年的心理学研究不少。这种研究成功，也在美国的教学中日渐应用，我也希望国内的教学和学习者多些了解。

该怎样对待测试？现在“考试”是英语学习中的一个敏感词。四级六级考试和高考，因为对个人前途影响太大，一向饱受诟病。这些考试属于“终结性评估”（summative assessment), 计算分数。理想状况下，测试应该能够帮助学习的过程，而不只是作为学习效果的检验。作为反馈、矫正作用的测试，属“形成性测试（formative assessment)。如果从高考、四级、六级这种“大考”，转变到无数小测验，则能把测试从“尾巴摇狗”恢复到“狗摇尾巴”的常态，让测验为学习服务。这种测验必须非常频繁，给学生提供反馈，（Dempster, 1997;  Roediger and Karpicke, 2006)，甚至可以不用记分。学习者也可以自己设计测试题，比如利用Quizlet和Brainscape等程序记忆单词，就是借助测试的“测试效应”（testing effect), 提高学习绩效的好办法。这种自己生产测验的方法，也能产生“生成效果”（generation effect)， 把学习者从消费者转化为生产者，这样更有利于内容的深入吸收。

在教育测试的设计当中，我也希望设计者关注教育的目标和测试效度。换言之，测评的内容，是否和教育要达成的目标吻合？比如仅仅要测试记忆力，可以增加拼写、词汇认知的比重。如果想测试辨析能力和表达能力呢？测试还要有效地、稳定地测出你要考的内容，而不是在出现差异的时候，仅仅归咎为学生发挥不正常。

翻译学习方法是否可取？过去三十年丢弃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学习方法是翻译。90年代笔者学英语的时候，曾和一个北大英语系的高中同学交流各自的学习方法。当时北大的基本功训练中，包括翻译和“回译”这种做法。和语法、读写等方法一样，通过翻译来学习的做法，受到了听说方法的强烈冲击。如今已经二十多年过去，我也做了十多年翻译，仅文学翻译就做了250万字之多。我深切体会到，我的外语水平是在翻译中提高的。一些文学翻译大家，比如翻译家李文俊先生，本来是复旦新闻系毕业的，并非外语科班出身。可是经过福克纳、门罗、凯鲁亚克等人作品的磨练，他成了当之无愧的语言大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翻译给人真实的原汁原味的材料，而不是教材编写者咀嚼出来的人工材料。这种真实材料和翻译的真实任务，让人接触到不同类型的词汇和句型，和它们在真实环境下的应用。翻译者一个字一句话都无法绕过，在转化为流畅的中文之前，必须翻来覆去揣摩这样的用法的意义甚至它的妙处，这给学习者无形当中增添了千变万化不同语境下的学习机会。

而对照译本来学习，也是一条好的路子。丰子恺先生学俄语，就是找俄文原著，对照着中译本读。学俄文9个月就开始阅读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开始学习俄语后不到两年时间，开始翻译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杨绛翻译《唐吉柯德》，是发现从英文法文转译不妥，开始学西班牙文，译中学，学中译。

总而言之，我们上面所说到的各种问题，实际上是把语言从学习者，从自然的语言上引开，带向了人工的、机械的、低效的学习道路上。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新一代的教育者和学习者一方面要“拨乱反正”，回到正路上。另外一方面，也要使用新兴的研究发现和工具，提高学习的效率。如能这样，就是英语考试完全退出高考，也无法阻挡学习者进步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