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回，我为法庭做翻译，犯事的是一个中国人，我称之伟哥，他被指控的案子是性侵。法庭审判当中，数次召集证人。每次公诉人都问：在座的三个人，哪一个是当初侵犯你的那个？我作为翻译，和嫌疑人坐在一起，边上是律师。我们三个人中，律师是白人。公诉人是让证人在我和嫌疑人中二选一。嫌疑人和我碰巧那天撞衫，两人衣服都一样。我坐那里如坐针毡，不做贼也心虚。幸运的是，没有一个证人指认我。列位看官，此事的寓意就是：一个人不怎么好色，久而久之，自然会养成玉树临风、骨骼清奇的气质，不容易被指认为性侵嫌疑人。切记！我的某些同学，如某大学汪教授，估计一下子就被指认。

 

当初有所担心，乃因美国人遇到亚洲脸会脸盲。万一证人脸盲如何是好？别把我最后搞进局子里了。这种脸盲我是有所领教的：我们学校亚洲员工本来就少，中国人就两个，一个是徐教授，一个是我。刚进学校那年，第一次开全校员工大会，徐教授获优秀教授奖。中间休息的时候，人们纷纷向我表示祝贺。我跟我老板说到此事，说是被误认。老板笑说：你来了一周不到，就开始把别人的成就和荣誉揽给自己了，你这是要当领导的节奏。当然了，多年下来，我并无出息，只看徐教授被提升为正教授，被教会选为长老，以及其他各种荣誉。我也“与有荣焉，”经常接受祝贺，我总是嘴里支支吾吾，语焉不详，一带而过。

 

如果说辨不清人脸叫脸盲，叫不出人名那就该叫名哑了。念外国人名总是很别扭的事。我特别喜欢上海译制片厂的配音影片，丁建华、乔榛、邱岳峰等著名配音演员，都是我们七十后心目中的英雄，他们的声音是我们共同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中不足的是配音演员念人名的时候既不用原音，也不照着新华社译名资料库钦定的汉字逐个念，结果土不土洋不洋，让人鸡皮疙瘩掉得一地。要我说，还不如直接念原文的读音，如果配音演员能做到的话。不会的话，可以请个说该语言的外国人教练一下。闲着也是闲着。

 

同样，美国人遇到外国人的名字也歇菜，尤其是东欧的一些名字，没有元音，看上去只是若干辅音胡乱组合，最后加一个“斯基”。泰国、印度的名字，一大长串，也是难以下口。中国姓“张”、“赵”、“钱”很多人都不会念。港台无组织无纪律，不严格按照中文的读音来，而是拉丁化，姓陈的可以变成Chan，姓蒋的变成Chiang, 姓贾的变成Chia。出口返内销到大陆后，就有了“双鸭山大学”（中山大学）“常凯申”（蒋介石）之类的错误。过去的放肆，想必也遇到了不少问题。现在台湾那边的外事部门办护照也开始规范化，用专用姓名网站来生成拼音。

 

为了不造成混淆，让人知道我的名字，我到美国后就把英文名换作Berlin的拼音，一般自我介绍的时候会说：我叫Berlin, 就是德国首都的名字。这有时候弄巧成拙。我刚来的时候，有个老师觉得这个名字像是编的，不像真人。但凡收到我的邮件，皆以为是诈骗，直接转入Spam邮件文件夹或删除。怪哉，叫Paris的人比比皆是，叫Berlin怎么就成了骗子？我还跟同事说，其实拿地名当人命的情况多得很，我们有个老演员，在布达佩斯住过，后来给儿子取名一个是布达，一个是佩斯。

 

对方一听，拍案惊奇：一个是菩萨（Budda), 一个是害虫（Pest)?  此文但愿陈佩斯能辗转看到，顺便怀疑一下人生。

 

对于另外有些人来说，提醒起到了反作用。在我用“德国首都”介绍名字之后，有个健身房认识的哥们第二次遇到，叫我“上海。”

 

我纠正说我不叫上海。

 

他一脸无辜地问：“你不说你名字是中国首都吗？”

 

“是德国首都。”

 

“啊！这次记住了！”他做了个OK手势，向我保证。

 

我顺便告诉他不要随便将中国迁都，我们的首都在北京，上海那叫魔都。他说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太复杂了，更记不住，他说他是老家伙。

 

没想到老美也有服老的。

 

我说不用记住，我下次再告诉你好了。

 

第三次见到，我正要提醒，他抬起手指放嘴巴前：“等等，我来想一下，Mark！对不对？”

 

我说我不叫Mark。

 

“记得你的名字是德国货币。”

 

“是德国首都。再说德国都用欧元了。”

 

人生经不起这些揭穿，我估计他回家自测是不是得痴呆症了，不过我总不能为了他的太平，改名叫“上海”。从此之后，他再见到我，就扭头装不认识，估计是怕名字又搞错尴尬。可怜的人！

 

受这些经历的影响，后来有人记住我是谁的时候，我都深表感谢。事实上工作没用多久，大家就能叫上名字了。去体检，前台见到我直接叫我的名字。我见过她几次，但是记不得她的名字，可是她记得我的名字。为公平起见，我也查了一下，她叫Abby. 人生每一个路口都有个好人叫Abby。

 

更神奇的是，去沃尔玛配眼镜的地方，那里有个工作人员看到，就叫我方先生。一般来说这年头营销过度，我暗自认为，鼓吹品牌忠诚度的人是骗子，信的人是傻子。然而看到沃尔玛眼镜店那位员工的做法，我瞬间变成了该眼镜店的死忠粉。原因很简单，把人名字记住，一般是要花点心思的，就冲这一点，这些商家值得信赖。诚然，这么说没有什么逻辑，但记住名字我觉得感情上就将双方拉近了。

 

我们食堂的一个员工葆拉更神奇，每次我去她的摊位，她不仅能叫出我的名字，还知道我要薄荷巧克力口味，用蛋筒盒子装，只要一勺。我自己家里没有人都知道这个，一天几千个学生走来走去，她怎么记住我的选择的？她有时候也搞错一点，我看她年龄大了，这么去增加她的思想负担不好，哪怕是她自己要记。她无非是想让我感觉特别，感觉被重视。我后来就每次都换品种，且提醒她：我又换了啊。她就笑说：“又来欺负我记不住了。”我就说就让你记不住，让你不用记。我是小人物，又不是川普，你记我吃什么冰淇凌干嘛？不过她有这份心，我就特别感动，每次都去吃冰淇凌。好了，这次体检出来，说我可能有糖尿病前兆，不能吃甜的了。别了，我的一勺薄荷味巧克力蛋筒冰淇凌。

 

不要以为只有服务行业为了招揽顾客去认客人。大人物也有同样小心思。大家留意美国政客的演讲，他们提到人的时候都很具体，不会说有关人士和部门。克林顿总统聪明过人，宴会上哪怕只见过一次的人，第二次见面，都能叫出名字。这一招会让很多人路转粉。没有人不希望别人关注自己。我们学校的校长菲尔就是这么一种人物，他不仅能记下员工的名字，连其配偶的名字也都记住。这应该是提前做了功课。

 

见到一个人叫出他的名字，已经成了一种修养。对人有心，天生脸盲都能把人名字记住。无心的话，最重要的细节都会忽略。我们学校很多老师，开学第一件事是写课程计划（syllabus), 第二件事就是记学生的名字。技术使得这一点比过去容易了一些，比如我们学校内部网不但有一门课程的学生名录，而且配照片，这个名录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记名字”：像翻卡片一样，该功能可以显示照片，让老师反过来才看到名字；或是显示名字，反过来可以看到照片。老师上课前背学生的名字，以至于在校园偶尔看到，都能叫得出他们的名字。这种小小的细节，让学生在学校感觉自己很特别，最终也成了学校的忠实校友。我女儿毕业的时候，老师念她的名字，特意按照我们中国的姓名方式去念，先念姓然后念名字，说明也是做了功课，想让孩子感觉特别。

 

随着留学生的增多，很多学校发觉老师不会念留学生的名字，开始想方设法。有的是外办举办讲座，让来自某国的老师、学生教本土师生如何念常见的外国名。提问的时候老师有时候会避开名字难念的学生，影响了互动的机会。顺便说一句，那些预备给孩子取生僻字、多音字做名字的人，如果名字还没有落实，应该重新考虑。名字不好念，会影响小孩机会的。对老师来说，建议上课前花点时间去记一下。每一个小孩都是爸妈的宝贝，不要只记几个尖子生。

 

把名字念对不易，但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机会。今年我去加州参加一个技术公司的年会，居然发现了一家公司，名叫“姓名教练”（Name Coach)。公司宣称“帮助你欢迎新同学到校园，增加彼此互动、师生互动的机会。”也就是说，不会念学生的名字，影响了师生互动，继而影响教学质量。该公司还称：“准确的姓名发音，无论是在学生录取、课程互动和日后的校友关系上，都能建立牢靠关系。”

 

该公司还辅导学校不要用错代词。众所周知，现在美国除了男性、女性之外，还有跨性别。跨性别的人如果是男跨女，会希望你叫其she, her, hers；女跨男的，你要用he, him, his。你要是搞错，学校会惹麻烦。近年加州身份政治大行其道。加州有法律《AB 1887》规定，加州政府系统雇员，不可前往有歧视同性恋的州出差。换言之，若是有学术会议在被视为对同性恋不友好的田纳西召开，加州大学系统的老师都不可以去参会。若是对跨性别用错了代词，也是很大一件事，也难怪专门有公司趁虚而入，做起了这个不可思议的名字辅导业务。看来在脸盲、名哑之后，还有个性抓狂。

 

不管你对身份政治是什么看法，这些“在乎”总的来说还是社会进步。文化敏感性，无非就体现在一个个小细节上。这些小细节会决定其他的成败：如果你是一个有钱的校友，负责募捐的人把你的名字都念错，你会给钱吗？脸盲但破罐子破摔的人，骨子里是自私的，外在上是粗鲁的，无非是对他人缺心眼而已，你若把他们自己的名字搞错，他们说不定气不打一处来。大大咧咧、马马虎虎的人，未必有多大度，别人的名字都不花点心思记下来，说什么别的关系和联盟，鬼才去信。其实我也脸盲，但我一直在努力。

 

首发于《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