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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盲、名哑:美国人对亚洲同事的种种抓狂

有一回,我为法庭做翻译,犯事的是一个中国人,我称之伟哥,他被指控的案子是性侵。法庭审判当中,数次召集证人。每次公诉人都问:在座的三个人,哪一个是当初侵犯你的那个?我作为翻译,和嫌疑人坐在一起,边上是律师。我们三个人中,律师是白人。公诉人是让证人在我和嫌疑人中二选一。嫌疑人和我碰巧那天撞衫,两人衣服都一样。我坐那里如坐针毡,不做贼也心虚。幸运的是,没有一个证人指认我。列位看官,此事的寓意就是:一个人不怎么好色,久而久之,自然会养成玉树临风、骨骼清奇的气质,不容易被指认为性侵嫌疑人。切记!我的某些同学,如某大学汪教授,估计一下子就被指认。
 
当初有所担心,乃因美国人遇到亚洲脸会脸盲。万一证人脸盲如何是好?别把我最后搞进局子里了。这种脸盲我是有所领教的:我们学校亚洲员工本来就少,中国人就两个,一个是徐教授,一个是我。刚进学校那年,第一次开全校员工大会,徐教授获优秀教授奖。中间休息的时候,人们纷纷向我表示祝贺。我跟我老板说到此事,说是被误认。老板笑说:你来了一周不到,就开始把别人的成就和荣誉揽给自己了,你这是要当领导的节奏。当然了,多年下来,我并无出息,只看徐教授被提升为正教授,被教会选为长老,以及其他各种荣誉。我也“与有荣焉,”经常接受祝贺,我总是嘴里支支吾吾,语焉不详,一带而过。
 
如果说辨不清人脸叫脸盲,叫不出人名那就该叫名哑了。念外国人名总是很别扭的事。我特别喜欢上海译制片厂的配音影片,丁建华、乔榛、邱岳峰等著名配音演员,都是我们七十后心目中的英雄,他们的声音是我们共同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中不足的是配音演员念人名的时候既不用原音,也不照着新华社译名资料库钦定的汉字逐个念,结果土不土洋不洋,让人鸡皮疙瘩掉得一地。要我说,还不如直接念原文的读音,如果配音演员能做到的话。不会的话,可以请个说该语言的外国人教练一下。闲着也是闲着。
 
同样,美国人遇到外国人的名字也歇菜,尤其是东欧的一些名字,没有元音,看上去只是若干辅音胡乱组合,最后加一个“斯基”。泰国、印度的名字,一大长串,也是难以下口。中国姓“张”、“赵”、“钱”很多人都不会念。港台无组织无纪律,不严格按照中文的读音来,而是拉丁化,姓陈的可以变成Chan,姓蒋的变成Chiang, 姓贾的变成Chia。出口返内销到大陆后,就有了“双鸭山大学”(中山大学)“常凯申”(蒋介石)之类的错误。过去的放肆,想必也遇到了不少问题。现在台湾那边的外事部门办护照也开始规范化,用专用姓名网站来生成拼音。
 
为了不造成混淆,让人知道我的名字,我到美国后就把英文名换作Berlin的拼音,一般自我介绍的时候会说:我叫Berlin, 就是德国首都的名字。这有时候弄巧成拙。我刚来的时候,有个老师觉得这个名字像是编的,不像真人。但凡收到我的邮件,皆以为是诈骗,直接转入Spam邮件文件夹或删除。怪哉,叫Paris的人比比皆是,叫Berlin怎么就成了骗子?我还跟同事说,其实拿地名当人命的情况多得很,我们有个老演员,在布达佩斯住过,后来给儿子取名一个是布达,一个是佩斯。
 
对方一听,拍案惊奇:一个是菩萨(Budda), 一个是害虫(Pest)?  此文但愿陈佩斯能辗转看到,顺便怀疑一下人生。
 
对于另外有些人来说,提醒起到了反作用。在我用“德国首都”介绍名字之后,有个健身房认识的哥们第二次遇到,叫我“上海。”
 
我纠正说我不叫上海。
 
他一脸无辜地问:“你不说你名字是中国首都吗?”
 
“是德国首都。”
 
“啊!这次记住了!”他做了个OK手势,向我保证。
 
我顺便告诉他不要随便将中国迁都,我们的首都在北京,上海那叫魔都。他说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太复杂了,更记不住,他说他是老家伙。
 
没想到老美也有服老的。
 
我说不用记住,我下次再告诉你好了。
 
第三次见到,我正要提醒,他抬起手指放嘴巴前:“等等,我来想一下,Mark!对不对?”
 
我说我不叫Mark。
 
“记得你的名字是德国货币。”
 
“是德国首都。再说德国都用欧元了。”
 
人生经不起这些揭穿,我估计他回家自测是不是得痴呆症了,不过我总不能为了他的太平,改名叫“上海”。从此之后,他再见到我,就扭头装不认识,估计是怕名字又搞错尴尬。可怜的人!
 
受这些经历的影响,后来有人记住我是谁的时候,我都深表感谢。事实上工作没用多久,大家就能叫上名字了。去体检,前台见到我直接叫我的名字。我见过她几次,但是记不得她的名字,可是她记得我的名字。为公平起见,我也查了一下,她叫Abby. 人生每一个路口都有个好人叫Abby。
 
更神奇的是,去沃尔玛配眼镜的地方,那里有个工作人员看到,就叫我方先生。一般来说这年头营销过度,我暗自认为,鼓吹品牌忠诚度的人是骗子,信的人是傻子。然而看到沃尔玛眼镜店那位员工的做法,我瞬间变成了该眼镜店的死忠粉。原因很简单,把人名字记住,一般是要花点心思的,就冲这一点,这些商家值得信赖。诚然,这么说没有什么逻辑,但记住名字我觉得感情上就将双方拉近了。
 
我们食堂的一个员工葆拉更神奇,每次我去她的摊位,她不仅能叫出我的名字,还知道我要薄荷巧克力口味,用蛋筒盒子装,只要一勺。我自己家里没有人都知道这个,一天几千个学生走来走去,她怎么记住我的选择的?她有时候也搞错一点,我看她年龄大了,这么去增加她的思想负担不好,哪怕是她自己要记。她无非是想让我感觉特别,感觉被重视。我后来就每次都换品种,且提醒她:我又换了啊。她就笑说:“又来欺负我记不住了。”我就说就让你记不住,让你不用记。我是小人物,又不是川普,你记我吃什么冰淇凌干嘛?不过她有这份心,我就特别感动,每次都去吃冰淇凌。好了,这次体检出来,说我可能有糖尿病前兆,不能吃甜的了。别了,我的一勺薄荷味巧克力蛋筒冰淇凌。
 
不要以为只有服务行业为了招揽顾客去认客人。大人物也有同样小心思。大家留意美国政客的演讲,他们提到人的时候都很具体,不会说有关人士和部门。克林顿总统聪明过人,宴会上哪怕只见过一次的人,第二次见面,都能叫出名字。这一招会让很多人路转粉。没有人不希望别人关注自己。我们学校的校长菲尔就是这么一种人物,他不仅能记下员工的名字,连其配偶的名字也都记住。这应该是提前做了功课。
 
见到一个人叫出他的名字,已经成了一种修养。对人有心,天生脸盲都能把人名字记住。无心的话,最重要的细节都会忽略。我们学校很多老师,开学第一件事是写课程计划(syllabus), 第二件事就是记学生的名字。技术使得这一点比过去容易了一些,比如我们学校内部网不但有一门课程的学生名录,而且配照片,这个名录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记名字”:像翻卡片一样,该功能可以显示照片,让老师反过来才看到名字;或是显示名字,反过来可以看到照片。老师上课前背学生的名字,以至于在校园偶尔看到,都能叫得出他们的名字。这种小小的细节,让学生在学校感觉自己很特别,最终也成了学校的忠实校友。我女儿毕业的时候,老师念她的名字,特意按照我们中国的姓名方式去念,先念姓然后念名字,说明也是做了功课,想让孩子感觉特别。
 
随着留学生的增多,很多学校发觉老师不会念留学生的名字,开始想方设法。有的是外办举办讲座,让来自某国的老师、学生教本土师生如何念常见的外国名。提问的时候老师有时候会避开名字难念的学生,影响了互动的机会。顺便说一句,那些预备给孩子取生僻字、多音字做名字的人,如果名字还没有落实,应该重新考虑。名字不好念,会影响小孩机会的。对老师来说,建议上课前花点时间去记一下。每一个小孩都是爸妈的宝贝,不要只记几个尖子生。
 
把名字念对不易,但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机会。今年我去加州参加一个技术公司的年会,居然发现了一家公司,名叫“姓名教练”(Name Coach)。公司宣称“帮助你欢迎新同学到校园,增加彼此互动、师生互动的机会。”也就是说,不会念学生的名字,影响了师生互动,继而影响教学质量。该公司还称:“准确的姓名发音,无论是在学生录取、课程互动和日后的校友关系上,都能建立牢靠关系。”
 
该公司还辅导学校不要用错代词。众所周知,现在美国除了男性、女性之外,还有跨性别。跨性别的人如果是男跨女,会希望你叫其she, her, hers;女跨男的,你要用he, him, his。你要是搞错,学校会惹麻烦。近年加州身份政治大行其道。加州有法律《AB 1887》规定,加州政府系统雇员,不可前往有歧视同性恋的州出差。换言之,若是有学术会议在被视为对同性恋不友好的田纳西召开,加州大学系统的老师都不可以去参会。若是对跨性别用错了代词,也是很大一件事,也难怪专门有公司趁虚而入,做起了这个不可思议的名字辅导业务。看来在脸盲、名哑之后,还有个性抓狂。
 
不管你对身份政治是什么看法,这些“在乎”总的来说还是社会进步。文化敏感性,无非就体现在一个个小细节上。这些小细节会决定其他的成败:如果你是一个有钱的校友,负责募捐的人把你的名字都念错,你会给钱吗?脸盲但破罐子破摔的人,骨子里是自私的,外在上是粗鲁的,无非是对他人缺心眼而已,你若把他们自己的名字搞错,他们说不定气不打一处来。大大咧咧、马马虎虎的人,未必有多大度,别人的名字都不花点心思记下来,说什么别的关系和联盟,鬼才去信。其实我也脸盲,但我一直在努力。
 
首发于《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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