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9年的一次教育会议上，我听到《异数》（Outlier)等畅销书的作者迈尔康姆·格莱德维尔（Malcolm Gladwell）的演讲。演讲中他嘲笑了那些给哈佛等著名商学院捐款的所谓慈善家，说常青藤大学外加斯坦福，每个学校的发展基金，分摊在每个学生头上高达140万美元，为什么慈善家凑这热闹？还不如把钢用在刀刃上，支持那些更需要的学校。他说给哈佛捐款，是“强链思维”（strong link thinking)，不是追求改进，而是一种趋炎附势。他接着说到体育，说篮球就是一种强链思维：美国最出色的篮球队，成功往往就靠前面三个人，例如乔丹或勒布朗·詹姆斯(LeBron James)、凯文·杜兰特（Kevin Durant）等。他戏称：每个球队前三名对了就好了，第四名往往都是“来自澳洲的高大白人，” 人们往往记不得他们的名字，他们也不重要，随便去澳大利亚大街上抓一个过来就行。

 

可是足球不一样：一场好的足球比赛，需要所有成员的配合，球在哪一个球员足下传丢，比赛都会输掉。足球队要想做大做强，必须每一个成员都要踢好，不能只围绕几个球星。一个球队的水平，止步于末位球员的水平。格莱德维尔恐怕也在无意中说到了中国足球的痛处所在：中国的人才培养模式过度强调拔尖和淘汰。这种环境下，出产些球星不难，难的是全队的共同进步。

 

拓展开来看，很多人感慨国人“一盘散沙”，但在教育上，貌似还没有多少相应的对策，改变这种局面。格莱德维尔认为我们处在一个“网络化”、“足球化”的时代，成功靠的是全员成功，而不是尖子的成就。同样，搞砸一件事，过去是因为领头的人，而今或许是一个不起眼的人物，比如美国情报系统当代最大的事故，来自最低层的军官切尔西·曼宁（Chelsea Manning）和于连·阿桑奇（Julian Assange）之类小人物。他这些说法有些简单化，但不无道理，在中国尤其发人深省。对于个人来说，发展要有强链思维，或者说长板思维，要靠提升优势发展自我，不必面面俱到，在跛腿项目上过度耗费精力。对社会来说，发展需要的乃是弱链思维，哪一环薄弱都会造成社会问题。

 

高考结束后，很多高中讨论的、宣传的、争取的，都是如何提高“一本率”、“北清率。”一个高中没几个上北大清华的，好像就完蛋了一样。我们这些人最近毕业三十多年了，回头看同学，北清的多出国，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有的一辈子并没多大成就，就好比《优秀的绵羊》那本书里说的那样，有的人一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上了某某学校，余者不足观。有的出国上了名校，回来做的，是留学顾问，帮助人上国外学校，并没有在自己当初申请的领域里兴风作浪，这等于是一场宏大的传销。老师也不可太势利，只对尖子生万千宠爱。日后常回来看老师的，可能还是当年的普通学生。

 

学校教育，从“篮球思维”转为“足球思维”是必要的。尖子生教育界不需要去花千百倍的努力去再拔苗助长，他们的自然生长，即可保障未来的发展。更需要下功夫的，是如何让普通的大多数学生获得进步，实现成长。这需要学科教育脱离竞赛和淘汰思维。强链思维影响下，人们对于拔尖群体过度关注，比如中国数学奥林匹克队获得了多少金牌。中美的对决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美国队的成员，也多为华裔，这种比赛等于华人的内斗。至少在我所在的地方，几乎没有人关心数学奥林匹克之类的运动，更没有人去参加。同样，一些国内中小学参加的国际比赛，美国的学生听都没有听说过。

 

另外，很多文化课学科学习，是单兵作战，是冲着训练数学界乔丹、物理界勒布朗·詹姆斯、化学界凯文·杜兰特来的。这个教育大方向有严重偏差。应该增加一些有利于促进共同进步的课程，或是提升其重要性。发达国家提高国民素质的利器，是增加一些“副科”的投入，尤其是音乐和体育。记得《荷兰先生的乐章》中，学校砍了音乐项目，橄榄球教练和音乐老师荷兰先生抱怨：说索性把球类项目也砍了，这样西方文明也就完了。也就是说，西方文明的一个秘诀，是重视音乐和体育。音乐和体育运动中，很多并非单兵作战，而要训练集体意识、团队协作，实现共同提高。在美国我几乎找不到哪一个家庭的孩子，既不参加体育，又不参加音乐活动的。再小的学校都有橄榄球队和棒球队，再烂的学区也有合唱团和管弦乐队 ———— 这些都是集体的训练，貌似更符合格莱德维尔所称的足球思维。毕竟合唱团中一个人走音都会影响效果，必须协调一致，共同进步。

 

让一部分人先拔尖起来，未必符合教育规律和社会需要。故此我也建议中国社会各界，包括各级政府、企业界、慈善界，不要锦上添花，只给少数拔尖高校增加资源。他们的资源可能已经想不到如何去花完了，增加的资源他们也不会太当回事。应该雪中送炭，更需要的学校增加资源，或是减少招生、发展、管理上的各种障碍。让少数学生营养过剩，大部分学生营养不良的教育，一不符合社会公义，二会造成社会问题。

 

教育界的读者，每天起来照镜子时候想一想，你是带着篮球思维，还是足球思维去开始新的一天？

 

原载于《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