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没有后悔药，让人再过一遍，从岔道口重新开始。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写过一首诗《未曾走过的路》（The Road Not Taken），说在交叉路口，他选择了别的道路，别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可是在旅途当中，未免也会想起，假如当初选择的另外一条道路当又如何？ 

 

其实这个问题我记得数学老师提出过。他说一个人每天七点上山，五点到达山顶。次日七点下山，五点到达山脚。假如速度一样，那么证明他一定会在一天当中的某个时间经过同一地点。证明方法是，你就设想这是两个人，同一天同一时间同一速度出发，一个上山，一个下山，那么二人必定会在某个地方相遇，这就证明了上面的结论。问题是在这个地点擦肩而过之后，一个上山，一个下山。 

 

磨难之中，各走各的路，或许会遇见另外一个方向走来，本来可以是自己的人。自传《一滴泪》中，巫宁坤先生的遭遇就是这样。巫宁坤先生是国际关系学院退休教授，翻译家（《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译者）。早年他毕业于西南联大，后给飞虎队任翻译，战后前往美国读书。读书期间，他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他选择了回国，后经历各种运动，饱受折磨。巫先生后来到了美国定居，并写下了传记《一滴泪》该传记1993年初在纽约出版，同年六月英国版在伦敦发行。稍后日韩瑞典文版相继在东京汉城斯德哥尔摩问世。 

 

当时在美国，巫宁坤的生活完全有另外的可能。朝鲜战争爆发时，巫宁坤就快在芝加哥大学读完博士学位了。此时他收到燕京大学的邀请，满怀热情地回国效力。那时候送他的是李政道。巫宁坤反劝李政道回去，李政道没听。若干年后，李政道衣锦还乡，回到中国，被国家领导人接见，敬酒。饱尝运动折磨的巫宁坤的心情我们可以想见。他在北京和老友李政道相聚，虽近在咫尺，但是他在想：“我们俩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他留在美国，能够获得成就和荣誉，过着安定富裕的生活。我回到祖国历尽劫难和凌辱，好不容易才苟活到‘改正’的今天。…我脑子里突发奇想：如果在旧金山那个七月的下午，是我送他上船回中国，结果会怎样？” 

 

可是现实容不得虚拟语气，渡尽劫波之后，巫宁坤先生也只能说：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巫宁坤称，苦难磨练人的灵魂。在那千锤百炼之后，流下的最后一滴泪，又是怎样的泪？ 

 

可是，我们这里巫宁坤还有一种可能，是师大传奇人物张春江先生，一个老老少少都可以称他C.K.的老教授。我们再看面临巫宁坤式的磨难，张先生又是什么态度。巫宁坤在《一滴泪》中这样写道在安师大的经历：

 

左起：张诚、巫宁坤、张春江老师

 

“英语教师中唯一留过学的是张春江老师，他当年在美国攻社会学回国后，在上海沪江大学任社会学教授。1949年上海解放时他兼任校务委员。1952年院系调整，沪江作为教会大学停办。同时社会学被定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张先生被重新分配到安师大，不是当教授而是作为一名没有职称的英语教师。月工资66.50元。从此以后每逢政治运动他就被抓起来，运动结束后又放出来。如此三进三出。莫须有的罪名都是在沪江大学任校务委员时，抗拒接管。他是虔诚的浸礼会教徒，从来没有怨言，从来没有顾影自怜。他的座右铭是‘人生从六十岁开始’。每次出狱后他就马不停蹄，以同样天真无邪的热情，继续为他热爱的国家服务。竭尽全力帮助学生和同仁。他教授英语口语。许多学生都敬爱他不仅因为他讲的是完美无缺的美国英语，而且因为他真心诚意关心他们的学业。打字不是他的本职工作，但他一有空就去打字室帮忙。他的十个指头在一台古老的打字机键盘上飞舞，快速惊人，节奏优美，准确无误。他也会弹钢琴。要么清理积压的工作，要么赶印一篇几小时前刚发表的重要党中央文件，或者人民日报社论的英语译文。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忘我劳动，从来没有得到过表扬。数十年如一日的工资待遇一成不变，他也从来没有指望过任何奖励。他是大学校园里一个活的传奇。对于那些毁了他的一生，又利用他的才能和爱国热情的人们，他也是活生生的无言谴责。” 

 

这里写得一点都不夸张。我碰巧就毕业于巫宁坤和张春江先生曾经任教的安徽师范大学，对张春江先生很熟悉。张先生确是活的传奇。他的人品高峰入云， 个性清流见底。巫宁坤先生这里说“利用他的才能和爱国热情”的人，我们在校时也常有耳闻。由于张先生威望高，英文好，且国外有很多亲朋好友，很多人借他帮助出国，出国之后便杳无音信。张先生丝毫不受影响，任何需要他帮助的地方他会继续帮忙。我们的生活当中，常看到有人帮了人一点小忙，就打着小算盘希望回报，一无“回报”便羞恼成怒撤回帮助。这样的境界和张先生无法相比。 

 

94年，我还曾去看过张先生，那时候我要考研面试，面试前我想请他写一推荐信。那时候他身体不好了，谁知道一坐到打字机前，病态全无，噼噼啪啪几分钟就将推荐信打好，文字准确而优雅，好像就从指尖流淌到了纸上一样。我当场惊呆，疑为天人。即便在美国生活多年后，在美国教授中间，我也很难发现几个美国教授能这样，用英文能这样，几乎是七步成诗。怪不得巫宁坤先生那么夸他。后来又有机会去看他，发现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可是去的时候，他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一如既往，每次去，他都能聊上几个小时。 

 

运动当中，这些不善于自我保护的知识分子，就成了最先被人攻击的对象。运动高手们有次整张教授的理由，是他在教英语的时候用了虚拟语气的句子：“If I were a king”。我们都知道这是虚拟语气，是与现实不符的，可是人们抓住了这个把柄，说他是怀念旧社会。 

 

如巫宁坤先生所言，张春江先生也一样在政治运动中吃尽苦头，记得大家说他前前后后坐了八年牢，可是“从来没有怨言，从来没有顾影自怜”，每次出来，都带着新的热情去服务于他的同事和学生。他不记得失，也不关注名利，英文造诣那么高，却很少发表可有可无的垃圾文章，以至于你去搜索他的名字时，不怎么能找到他的详细介绍。可是等他张口，或者写字的时候，你才知道你面前坐着的，是什么样的一座丰碑。 

 

巫宁坤说最伟大的作品写的是磨难。我也发现，最伟大的人生也常常与磨难有关。最为可贵的是张先生这样，经历磨难而征服磨难，磨砺出对生命更大的信心来。前不久和几个老同学说到了张先生，现在联合国任职的一位同学说到：C.K.是我还没有成为百分百现实主义者的一个重要原因。他通过自己的榜样，让我看到世上有高于我们日常现实的价值存在…（C.K. is still a strong reason that I am not yet 100% a realist. By example rather than words, he made me believe that there are larger-than-life values...） 

 

巫宁坤没有成为张春江，张春江也没有巫宁坤。当年的那些知识分子，多少的一滴泪各自在流，却无法汇成大江大河，于是只有各自选择，很难说谁对谁错。在美国遇到一个教授，五六十年代在政治斗争中被打倒，下放到我们安徽的安徽大学。后来他辗转跑到香港，经香港到了美国，在美国读完博士，后来在美国英文系教了一辈子书。去他家的时候，很喜欢听他讲过去的坎坷。我说你为什么不写出来？这些故事实在罕见，一写出来，一不小心就是一部畅销书。教授轻轻摇了摇头，不去写，也不给我什么理由。可是他说他看《日瓦戈医生》的时候，总是泪流满面。我想是《日瓦戈医生》中的坎坷，激起了他对过去的追忆吧。 

 

我相信世界上很多这样的故事埋没着。为什么当事人会轻轻摇头，不说一句话，却又会因一部引起共鸣的片子老泪纵横，个中滋味，恐怕只有当事人自己明白。假若社会是一条河流，那么有很多这样的人沉积在河底不发一言。河面之上漂来漂去的，有各式各样的人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