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oming Population Crash and Our Planet’s Surprising Future, Fred Pearce, Boston: Beacon Press, 2010

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杨支柱，因妻子意外怀孕，不忍堕胎，生下二胎，今年四月被学校下岗。海淀区计划生育委员会又向其征收24万 “社会抚养费”，他说无力缴纳，于是宣布64万一口价“卖身”。这一近似于行为艺术式的抗议，暴露了人口政策诸多让人思考的问题。最近几年，关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反思越来越多，有专家学者呼吁放开一胎政策。但也有诸多反对改变这一国策的声音，认为人口基数过大，放开生育控制的结果是灾难性的。

人口问题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2010年，英国环境与发展专家弗莱德·皮尔斯（Fred Pearce)著有《未来的人口崩溃》（The Coming Population Crash)一书，从马尔萨斯说起，一直开始展望到全球人口问题的未来，可以说是一本《人口简史》。皮尔斯对于人口的问题，用词是crash, 此词多指突然的下滑和崩溃，这是一个和过去“人口爆炸”相反的比喻，也是多少年来，人口过度控制导致的一个相反的恐慌。

说到人口控制的起源，就不能不提马尔萨斯和马寅初。激发他们人口控制思维的都是亲身的经历。马尔萨斯是一个牧师，经常在自己所在牧区给人办理出生洗礼、主持葬礼。有三年，他发觉他主持过57次出生的洗礼，但是才举办过12次葬礼，人死的少，生的多。这个现象引发了他的好奇，经过一番调查思考后他开始悲观地发现，人口是呈几何级数增长，超过资源的增长和供应速度。马寅初开始呼吁人口控制，也是在家乡看到了孩子的突然增多，产生了启发。

马尔萨斯之后，优生学和计划节育相继流行。这些举措不能不说没有效果。到今日，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已经成了一个日趋明显的趋势。在欧洲，柏林墙倒塌后，德国东部的出生率也大为下降，例如1988年该地区有216000婴儿出生，1994年，下降到了 88000。在欧洲其它地方，情况也是一样的。此书估计，如果目前趋势保持不变，本世纪末意大利人口将减少86%，德国减少 83%，西班牙减少85%，希腊减少74%，而酗酒、饮食结构不合理的俄罗斯则是每年减少平均50万人，普京惊呼这是“而今面临我国的最严重问题”。这个欧洲人口减少现象被称为欧洲人口黑洞、欧洲人口的冬天。

由于避孕手段的便捷，性爱和“造人”已经开始分离，而今人们注重享受生活，轻忽了繁衍后代。另外，自妇女解放运动之后，很多年轻女子都开始上大学，上班，无形当中推迟了生育年龄。也有人口统计学家说这是“麦当娜综合症”，女孩物质化，感情生活丰富，另外好男人太少，比如在东德，很多男孩辍学，教育程度不高，无法找到工作，所以很多女孩都去了西德，或推迟结婚，导致原东德地区人口下降。在传统的天主教国家意大利，还有一个“岳母综合症” ：意大利家庭关系密切，对孩子特别关爱，关爱到几乎窒息的地步，结果反而产生矛盾，让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有个意大利教授说意大利有个悖论，家庭越多，孩子越少（too much family leads to too few children)。 这些社会变化，都是马尔萨斯那个时代所有没有的。

此书也有诸多篇幅提到中国这个人口大国。书中记载，在一些人口大省，妇女生育率已经低于每个妇女一个孩子。2000年的人口在普查显示，上海妇女的平均生育数为0.7，佳木斯市为 0.41，福州马尾区为0.46。这也不光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而是人们有的已经开始在心理上被“计划生育”，就是政策放开他们也不愿去生了。在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国家，华人生育率也在下降，比如在新加坡，华人妇女的生育率为1.1，远低于马来妇女。而在中国很多城市，不愿意生孩子的“丁克族”也开始悄然出现。

可能这也是和多年来“生育就是增添负担”的教育有关，人们已经在心理上被“计划生育”了，在集体潜意识里已经不愿意要很多孩子，负担不起，还会被当地政府看做社会负担，哪怕负担的完全是孩子的父母，而不是一个抽象的“社会”。

在全球范围内，人口控制已经做了几十年，其效果是显著的，但过程却是血腥的。印迪拉·甘地当政期间，曾用非常暴力的手段，让印度人（尤其是穆斯林）强制绝育，甚至连夜包抄整个村庄，抓捕妇女去绝育。但是与中国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的情况不同的是，印度有选举制度，由于她的做法逆了民意，印迪拉·甘地选举败北，该政策也随之消失。孟加拉北部，也曾实行强制节育，甚至动用军队让妇女去做绝育手术，或是在饥荒期间，以食品救济为交换条件，换取人们自愿节扎。

联合国在国际人口控制上，扮演的角色是很不光彩的，对于控制人口中出现的侵犯人权现象，多半采取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态度。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头头拉斐尔· 塞拉斯（Rafael Salas）称人权问题应有各国自行决定。联合国和西方人口学界甚至经常赞赏中国的做法。 1983年，联合国德奎里亚尔秘书长向中国计生委主任钱信忠颁发世界人口奖，后来据英国人琳达·乔科尔（Linda Chalker）透露，中国政府向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捐献了10万美元，该书称此事为丑闻：事实上是自己出钱，通过联合国给自己的计生委主任发奖。获得联合国人口奖的人还包括印度的印迪拉·甘地。此书称，钱主任得奖回国后，悄然去职。

自日本开始，生育率下降引发了新的恐慌。一些低生育国家开始采取各样对策。2004年，澳大利亚发起了鼓励生育运动，号召每对夫妻生三个：“一个为爸爸，一个为妈妈，一个为国家。”英国开始了育婴债券，给养育孩子的夫妇发债券，孩子成年（18岁）兑现。俄罗斯给生育第二胎第三胎的夫妻，每个孩子发11000 欧元奖金。西班牙生一个孩子发奖金2500欧元。

中国目前还是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但是人口老龄化的弊端已经开始出现。如果社会保障制度不迅速跟进，老龄人口在情感关怀、养老送终诸多问题上，都会成为问题。人口问题可不是数字大小那么简单，而是涉及到千家万户的生活。笔者目前在网络上发文呼吁我们这一代人要对儿孙负责，应未雨绸缪，不要指望“养儿防老”。有一位医生，根据自己在医院的观察，在文后留言：“现在的中国可已变成了孩子的天堂了！小孩一生病，四个大人甚至会有六个大人出现。可老人生病呢？儿女们总说上班忙没时间陪。”没错，这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间人顾下不顾上的道德问题，但这个医生也无意之间让我们看到了人口老龄化的一个启示录般的先兆来：现在的小孩是好，四个六个大人呵着护着，日后，他如何应对这四个、六个老人轮番生病的未来？这种老无所依的局面，现在就已开始出现。希望决策层对子孙后代的未来负责，广泛征集意见，考虑对策，把保障体系的改善，和人口政策的调整，早日提到日程上来。

《南方都市报》2010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