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皇访问英国，英国女王致辞欢迎。英国女王和教皇的聚会颇不寻常。因为英国的教会为圣公会，是因为亨利八世的离婚再娶，没有得到梵蒂冈的批准，亨利八世让英国脱离了天主教，开始了英国教会（Church of England), 亦即后来的圣公会。欢迎辞中，女皇赞扬教皇让宗教发挥社会和解力量的姿态。

如果梵蒂冈和英国圣公会都能顺应和解、团结、宽容、共存的全球性愿望，相逢一笑泯恩仇，中国的基督教发展，能否在法律和社会层面上，让被西方人称作”政府教会”的三自教会和民间的家庭教会，也一样实行和解呢？这个说法比较玄，但是最直接的一个做法，是让家庭教会合法化。

在目前社会矛盾重重的形势下，基督教是最有可能稳定社会的因素之一。从来没有听说过河南基督徒要将河南从中国分裂出去，或者说福建基督徒组织起来去围攻中南海的说法。 而当今社会的诸多问题，如歹徒进幼儿园砍人，商贩制造有毒食品，一些家庭因为二奶三奶问题破裂，大多是因为信仰缺失，一些人失去了做人道德底线的缘故。刘军宁先生撰文称，当今社会，最根本的危机是精神危机信仰危机。这个危机的存在是客观的，也是可以解决的，事实上早解决早好。茅于轼先生称，道德是人类幸福感的源泉，可是如何重建遵从道德的社会基础呢？应该从信仰入手。

基督教从本质上是说，有“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一说，无特别政治诉求。目前中国家庭教会的人口从5000-7000万不等，如果善于对待，这是一支很有可能稳定社会的力量。他们把宗教当成一种信仰，也可积极地用信仰的力量，改进一个地区的民俗。比如一些地区的基督徒在赌、毒、黄泛滥的环境下，起到了政府起不到的作用，改变着民风民俗。相反，如果长期打压，将其压在地下，反倒造成鱼龙混杂，让一些邪教势力无法及时识别和控制。 而政府每次出台的重建道德的努力，总是无情地被民间嘲笑回去，毕竟是缺乏社会基础。

由于历史原因，建国后，中国的教会在一些激进宗教人士的倡导下，成立了“三自”教会，亦即常被外国人称之为“政府教会”的教会，只是中国处在敌对势力包围圈环境下的自保，是权宜而非长久之计。目前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也加入了世贸，全世界都在仰仗中国的经济引擎，将经济拖出危机，实在是今非昔比，当时的做法早已时过境迁。另外，如果不带成见地回顾历史，我们也发现，近现代历史上，海外传教士虽然有的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但大部分是扮演了光彩的角色的，他们兴办学校，医院，传播文化。包括前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在内，很多传教士是中国人的朋友，而非敌手和帮凶。不排除一些传教士为虎作伥，但就此将中国教会，那么更有理由，因为国外商人曾直接贩卖鸦片，而从此拒绝贸易，脱离世贸组织，封锁进出口。

从理论上，历史发展上，和现实需要上看，都没有必要抱残守缺，刻舟求剑 ，继续保持中国教会和海外教会的对立，政府教会和地下教会的对立。这种对立无论是从政治上看还是从宗教上看，都名不正言不顺，对社会稳定有百弊无一利，只会授人以柄，验证他人对中国的妖魔化。

社科院于建嵘教授，在完成了国家拨款的一项调研后，就基督教家庭教会的管理问题，曾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演讲中提出了三个主张： “政府不要把宗教当政治；精英不要把教会当工具；民众不要把教徒当异类。” 这三个提法很有智慧。 于教授在调研中看到，基督教家庭教会其实大部分成员并不关心政治，而只是把信仰化成了社会生活。其它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前东欧，古巴，也没有将宗教和政治相提并论的，二者是两个层面的东西。这个“三不要”的提法，也是对兼具社会活动人士和基督徒身份的人喊话，不要因为自己的政治诉求，把家庭教会绑到自己的战车上。他还明智地提出，民众不要把教徒当异类，是希望不信教的群众不要去嘲笑，讥讽基督徒，将其推向对立面，或是使其转入秘密 。（ 于建嵘《为基督教家庭教会脱敏》 ）

因此，希望能将家庭教会合法化，使其公开，允许其参与社会的改良和变革。社科院研究员刘澎称，取消旧的宗教管理体系，“宗教在中国的作用就会有一个大的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会随之改变，市民社会的发展会有长足的推进，政府将会大大缓和与包括基督教在内的整个宗教的张力，过去的消极因素就会转化为积极因素。”他还认为，如此的改变，包括政府在内，“方方面面都将是和谐的政教关系的受益者。”（刘澎《 正确认识和处理家庭教会问题》）

有人说基督教家庭教会没有登记不便管理。我去过多个教会，发觉万变不离其宗，都在唱歌，领圣餐，祈祷，读经，教育妻子怎么对丈夫，丈夫怎么对妻子，怎么管孩子，怎么对父母，怎么对上司，怎么对下属，这些，本来就是群众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层面，而完全不是政治诉求，需要去管理去抓做什么？有这精力和警力，应该多管管制造社会恐慌的犯罪势力和造成民众信心丧失的贪官污吏。

著名学者资中筠称，政府不应该担当“道统”，她呼吁这个担子由知识分子来担当。可是受多年教育的影响，知识分子都未必知道道统是什么。在美国，就我所知，政府不担当道德教化的责任，而是教会等民间组织，在普通老百姓的道德教育和品格培养上打下了坚实基础。人心教化的事情，政府从来就不该去做，不必去做，做了做不好，也做不过来，应该放开胸襟，授权让民间力量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