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鲁是全球教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举办的2012国际学生测试（PISA）所有参赛国家中，无论是数学、阅读还是科学，秘鲁都倒数第一。该测试问题重重，但一个国家如此步调一致，各学科都倒数，也属罕见，恐非误差所致。秘鲁农村地区情况更不容乐观。为了改变这种现状， 科德斯帕基金会（Fundación CODESPA)在秘鲁开展了一项农村教育改革的试点项目，项目名称为“农村另类教育”(Alternate Education)。项目内容让我联想到中国农村教育的类似问题，于是2014年12月我采访了基金会总干事何塞·伊格纳西奥·冈萨雷斯-阿列尔·格罗斯先生（José Ignacio González-Aller Gross)。

科德斯帕基金会是一家设立于西班牙的非赢利机构，已经有近三十年的运营历史，荣誉主席是西班牙国王費利佩六世（Don Felipe de Borbóny Grecia）。基金会的宗旨是帮助世界上最贫困的人通过自身努力，培养相关技能，领导家庭和社区摆脱落后与贫困。 秘鲁农村地区很多少年上学路途遥远。另外经济欠发达，家庭需要孩子参与劳动。学校现有课程也根据城市生活设置，学生和家长学习积极性不高，很多学生没有上完中学就辍学。辍学则缺乏必要技能，无法实现个人发展，走不出贫困泥沼。为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科德斯帕基金会组织当地学校，实施了一系列改革项目。

改革对象之一是课程。编教材的人不顾农村生活实际。农村课本上出现苹果和橘子，农村小孩并不常见到，也不易吃到，改革者建议增加农村生活元素，如土豆和豚鼠。他还举例说，教材上用红绿灯来教孩子颜色识别，而红绿灯很多孩子根本都没有见过。格罗斯先生感慨，“课程和实际生活脱节，学校日历和农村生活脱节，学生和家庭丧失对教育的兴趣，学生早早辍学。”

针对上学路途遥远的问题，新方案让学生住校两个星期，然后在家两个星期。这样的更替减少了奔波的困难。两个星期在家，把学校所学忘得一干二净怎么办？格罗斯先生说，学生在校学习文化课，在家两周期间，老师探访学生及其家庭，追踪学习进展，商讨问题和解决方法。在家期间，学生也学习开展一些农业项目。这些项目因地制宜，根据地区和家庭需要制定，学校不作硬性规定，而是给学生去发挥创意。学生通过“农业创业”，在实践中运用所学知识，帮助家庭改进现有的耕作和养殖，或是给现有的经营项目增加财务规划和管理。项目中有几个学生，成功地帮家里建起养鸡、或养羊驼的农场，切实改变了家庭的生活。

孤立地看，两周上学、两周在家，可能会导致学习低效。不过在校学知识，在家做项目，倒是很好的创新。这种创新和学生家庭背景结合，也赢得了家庭支持，缓解了辍学问题。科德斯帕基金会的这些课程改革，也是社会创新项目。该项目获得了秘鲁政府的认可，被列为供推广的示范项目。项目还荣获了2014年的世界教育创新峰会奖（WISE Award）。格罗斯先生在领奖的演讲中希望类似做法能推广到其他国家，这让我想到了中国农村教学中类似挑战。

过去十年，中国农村生源减少，学校被撤并，一些学生上学路途遥远， 上学、放学路上也有隐患，如野猪攻击、坏人欺凌等。能否借鉴科德斯帕基金会的做法，去适当调整学时安排？谁规定上学必须是一周五天，一天八小时？这不过是对家长朝九晚五上班的一种妥协。但教育的改变必须是系统改变，比如也要有学和用结合的项目式学习。到底有无这样的尝试？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博士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表示，在学时的调整上，中国有不少地方有所尝试，比如上10天课休4天，但这些改变多基于管理的便利，或是节省成本，比有北方为节省开支放较长的寒假。这种改革缺的是教学方法的同步革新。

除了上学行路难的问题之外，中国也存在教学内容和农村生活脱节的问题。农村和城市使用同样的、城市本位主义的教材。比如谈论动物园、公园、博物馆，而讲农田、牧场、山林的内容就少些。安徽2009年的高考作文题是“弯道超越”，这个话题明显有利于知道驾驶禁止弯道超越的城市学生，对不怎么乘车的农村学生极为不利。这种倾向性暗含不公。

储博士称，和农村实践结合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昙花一现过。1920年代的乡村教育运动中就有类似的做法。“1985年左右我们在皖南搞农科教结合也是这种做法，1988年国务院发文推广到全国，各省还设了农科教办公室，后来就成为一个官僚机构，一边向下发文，一边催各地报材料，异化了。”基于农村实践的教改，更多集中在文革期间。推动中国儿童教育公平的北京千千树公司首席科学家张仲华教授也表示，基于农村实践的教育在文革时期做过大规模的“实验”。文革的教育方针之一就是教育必须与生产实践相结合。但最后这种教育和文革一起走向极端，文革后彻底被否定。国内近三十多年基本上没有人做。因为文革的政治原因，教改彻底走向反面，只顾知识不顾实践，矫枉过正，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扔掉了。

张教授称，农村教育自然应考虑农村的生活和生产实际，应根据每地产业情况决定教育内容，包括养殖业、粮食生产、蔬菜、果园、特产，以及有关农村的环保与健康等。这里面其实大有文章可做。而现实情况是：“全国都用的是一个标准，一个教材，一样的教学进度和评估标准。这对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家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他也担心，中国目前城市化在迅速推进。大部分农村的孩子今后可能不会在农村生活，因此这里的困惑是：是教孩子农村的生活和生产，还是教孩子未来在城市的生活和生产？或许农村小孩需要了解红绿灯与博物馆，而不仅仅是山地和果园。

笔者认为二者未必非此即彼，可以去了解城市生活，打开视野，但也要有恰当的农村生活内容。严重脱离实际的教学内容会影响学习兴趣。仅仅让学生去向往城市生活，也让学生丧失本乡本土的自豪感，让学校失去教学创新的机会：城市孩子可以制作机器人，农村孩子的社会实践可以包括农村垃圾处理，水源清洁等，这些都可以和各学科的学习相结合。

我希望科德斯帕基金会的改革，能够启发国内教育界。大家不必照搬秘鲁农村教育的改革，但可以借此机会清理农村教改的思路。 也不应忘记，城市农村的二元壁垒难以打破，技术和教学方法的革新，却可以让大家站到同一条起跑线上。例如：改变学习时间的做法，可能陷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困境，时间长了学生学过就忘。若借助“翻转教室”的思路，增加农村教育技术投入，学生可以在家收看教学录像，或收听播客音频，在校多互动，一些新型的教学方法会应运而生。教育本无成法。大胆的想象和探索，是改变未来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