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十几年了，我一直脚踏中英文两个世界，每天上班用英文，回家用中文，深感这种跨文化的美好。如北岛所言，漂泊在外，中文有时是我们唯一的行囊。和我一样，很多海外中国人希望孩子学好中文，甚至设立土政策，规定孩子在家讲中文，或是周末让其去上中文学校。这些做法用心良苦。但用心归用心，现实归现实。出国了，语言环境大为不同，不可刻舟求剑，试图复制过去环境。若在国内，每天可接触几十个人甚至上百人，和同学、老师、父母有种种交流，周围还有电视、收音机、地铁广告、微博、微信、豆瓣、人人等各种媒体。可以说国内孩子被中文环境360度无死角地密集环绕。

到了国外，甭管家长中文多好，孩子们只有周末一两个小时在学。一两个小时的接触，和一两个老师和家长的努力，怎么和一周七天、一天十几个小时的浸泡去比？更为糟糕的是，很多海外中文教学都是家长志愿在做，水平业余，不过是易子相教，谁热心谁做，谁有时间谁做。能凑起来就不错了，大家不重视学习动力，不重视孩子心理，不重视教学设计，纯属赶鸭子上架，孩子不反感才怪。我曾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上撰文说过，多半情况下，这样的教学，事倍功半，弄不好还造成逆反心理，让孩子在情感上疏远祖国文化。同样，在国内，也有家庭在“双语教育”名义下，强求孩子说英文，两个现象殊途同归。

身在海外，为什么要强迫孩子学中文？这个现象成因不一。有些人是出自对故乡文化的热爱，更多人是出于实用目的。我听中文学校家长交流的时候，不少家长给出的理由是以后增加工作机会，或是高中能把中文作为“外语”，上AP课，多修点学分，或真接申请免修，节省时间和学费，等等。为了这些原因学习中文，实属买椟还珠，贪小便宜吃大亏。上述“机遇”几乎都可以替代。为了这些所谓机遇，孩子们可能浪费了宝贵的机会成本，缺乏时间和精力，去学其他更有可能让其在学校、职场崭露头角的技能或知识。比如孩子如果擅长做机器人，或许周末花时间准备机器人制作，参加机器人制作大赛更能让其出头。

在海外强迫孩子学中文，也造成不可扭转的机遇丧失：在本可影响、支持孩子的很有限的时间内，我们没有机会和孩子深层交流，介入他们的发展，施加正面影响。家长和孩子交流的质量，包括词汇量大小、句型多样性和复杂性，修辞与说理的运用，都影响孩子成长。家庭里用语的精准，影响成员之间关系，影响生活质量。例如，英语中表达情绪的词汇（frustrated, sad, irritated, excited, baffled, appreciated, troubled, regretful, detached, distracted…）丰富，若父母不能准确识别，熟练使用，或是自己的中文语汇和孩子的语汇体系格格不入，则会让家长对孩子成长中的问题发生误判。家长会用错误的语言，试图去应对自己不能理解的微妙情绪。如果大家能用最擅长的语言交流，则易达成沟通和理解。“文化差异”和“代沟”都不笼统，大家是在用不同的语言在描述周遭的世界。

语言的深度也影响发展的高度。阶层固化，在一定程度上和父母语言能力的差距有关。学界公认，父母语言的量和质，影响孩子的智商和日后成才。1995年，陶德·莱斯利（Todd RRisley）和贝蒂·哈特（Betty Hart）两位学者在对42个家庭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在职业型家庭 （经济比较富裕，教育程度较高）长大的孩子，三岁前父母亲能听到1100万单词，而在福利型家庭（亦即吃福利的低收入家庭），孩子只听到300万单词。这一惊人差距，直接影响孩子长大后的读写能力，间接影响其日后学业、就业上的成就。2013年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的研究再次证明，到了五岁的时候，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语言发展上要比中高收入家庭落后两年。同样，语言质量也非常重要。坦普尔大学教授凯瑟琳·郝什·派斯克（Kathryn Hirsh-Pasek）近日的研究发现，父母和孩子沟通的质量和语言的数量一样重要。

在美国，孩子的语言能力和数学能力，被视作日后发展的两条腿。在美国人当中，这种看不见的“拼爹”、“拼妈”也一直在发生，只不过大家在交流数量和质量上比拼。我的一位朋友徐穆实（Bruce Humes）先生和我多次说到此话题。徐穆实从来不认为中国的高考制度是公平的。来自地区、家庭教育、经济收入的差距，使得人们先天拉开了差距。徐先生自己精通多门语言，还将包括《额尔古纳河右岸》等多部作品翻译成了英文。他父母教育程度比较高，小时候爸妈和他之间常有深刻讨论。他说这是他教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甚至比学校教育更为重要。看过《傅雷家书》的朋友，也可能对傅雷家父子之间的深层次交流印象深刻，要知道傅雷是语言大家。父母亲和孩子就不同社会话题展开深刻讨论，会让孩子从小接受良好的语言、信息和思维的刺激与训练。这么说，是不是说教育程度低的家庭就没指望了呢？也不是，一些在教育上“先天不足”的父母，如果有意识地让孩子多读书，通过其他渠道解决语言接触不足的问题，也可以弥补家庭交流上的不足。美国公共图书馆发达，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这方面教育机遇的公平。阅读可改变命运。

拘泥于中文学习，会让我们成为语言上的穷爸爸穷妈妈。如果双方之间更有效的交流语言是英语（或德语、荷兰语等任何其他所在地语言），那么在很多需要深入交流的事项上，不如用最熟悉的语言，影响他们的成长。如果孩子和你用中文交流，孩子周末在中文学校补习所得的词汇量非常有限，比如不到一千个词语。如果是用英文，大家可支配词汇或许是一万个。大家想想看，如果和孩子探讨周遭发生的社会现象，如黑人和白人警察的矛盾，美国选举，青春期烦恼，等等，是用一千个单词的语言合适，还是用一万个词汇的语言合适？

在孩子最需要和我们深入交流的时候，我们不能为了语言这一个侧重，回绝孩子沟通的多重需求。不过，如果父母的英文很糟糕，英文交流的词汇量不及中文，那么不妨使用中文。但更好的解决办法，是父母跟着孩子一起成长，对所在国语言更精通。提高语言能力需要蓄意，例如，大家需少看文学城，多看《时代周刊》，以免落伍太多。木桶原理可以用来理解沟通的语言选择：木桶里水只能盛到短板的高度。交流的效率与效果，一样受制于语言的短板。海外中文学校的孩子，往往是低年级的时候好教，越到最后，效果越差。很多家长误以为是孩子上高中开始忙碌所致。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孩子越到最后，英语（或者其他所在国语言）能力越强，而父母语言能力没有相应提高，孩子对于交流深度、广度的需要增长了，而其中文的交流能力跟不上，同时父母的外语能力又跟不上。这种时候，强迫使用中文交流的各种抵触会如约而至。

好消息是，如果父母少强迫，让孩子自然发展，到了高年级，他们的自主意识会抬头，会思考起自己的种族、民族归属。到了这时候，顺其自然让其去学，或是创造机会让其和国内多有交流，或许效果更佳。人们常说童年学语言容易，这是一种误会。学习动力强大、目标明确的成年人学语言，效果远好过茫然学习、抵触情绪高的青少年。

语言是我们身份归属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多少父母愿意孩子否定自己的文化之根，但大家要知道，我们总不能靠热心包打天下。方法不当，则让“寻根”的用心，结出“除根”的恶果。寻根这也是技术活，靠蛮干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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