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读者来说，77岁的诺特博姆是一位略显陌生的作家。在世界文坛，诺特博姆是欧洲文学写作的代表，被美国人揶揄为典型的欧洲作家，换而言之就是“不好看”。可老头显然有些不服气：“我有一本书翻译成30种语言。”然后，诺特博姆很好奇地打听，他在中国的出版物质量如何，在读者中有什么反应，“在中国有书评写我的书吗？他们该寄给我，虽然我看不懂，但看看字也很开心。”记者说：“你的名字诺特博姆在中国读者那里太难记了。”“我的名字Nooteboom是核桃树的意思，对中国人来说，发音确实古怪。”

《万灵节》是塞斯·诺特博姆50年写作生涯中获奖最多的作品，老头也毫不避讳地认为这是他写得最好、最重要的小说。《万灵节》主人公阿瑟是个在柏林的荷兰摄影师，飞机失事他失去了妻儿，在柏林等待着去阿布哈兹做纪录片，反正哪里有灾难和死亡，他就去哪。所以，他以自己的方式看待所经历的历史。小说故事集中发生在阿瑟漫游柏林街头的30多个小时里。阿瑟像《尤利西斯》里的布鲁姆一样，在短时间里与一群哲学家、建筑师、艺术家等知识分子碰面，他们喝啤酒聊天，调侃德国历史，几乎没有情节。

谈东德，诺特博姆说：“一个独立的国家，夹在波兰和富裕的西德之间，想想看这是什么滋味吧！你难道想象不到那大规模的出走，那全面的解体？现在是西德为他们的梦想埋单，咬牙切齿地给他们埋单。”他又说东德人，“大部分人只是手气不好，拿了一手坏牌。他们既是受害者，又是帮凶，参与这样一个恐怖的误会，一个类似现实世界的误会：一个腐败的乌托邦。等钟摆摆向另外一边的时候，这乌托邦宣告结束。不变的只有痛苦，唯一不同的是，他们还得承受另外一半人的自高自大，而后者只不过是拿了一手好牌而已。”谈到两德统一，他借聊天调侃道，“他们觉得自己被忽悠了，谁能怪他们呢？开始我们张开双手，拿出一百马克大钞，欢迎他们，然后我们跑过去找我们的祖屋。把你的工厂卖给我们吧，我们更善于管理。……你可以把柏林墙拆了，但是这墙是不会消失的。”

塞斯·诺特博姆借着阿瑟与他朋友们的对话，来表达自己对德国统一和欧洲历史、未来的看法。这是一部思考性小说而不是情节小说，用作家自己的话说，“世上写故事的作家一大把，不缺我一个。”

我总生活在历史的时刻

  “一本书写得过于复杂确实会丢失掉一些读者，但我这本书从一开始就写到艺术家、哲学家这个复杂群体，那这本书肯定是复杂的。我不会为我的书难读而道歉。我不希望写一本很简单的书，但要是能写一本让读者绞尽脑汁的书，那也不错。”

诺特博姆：我恰巧正在柏林，当时我受邀在柏林生活。那天我跟一个记者聊天，然后准备去餐馆吃饭，在出租车上，收音机里一片“嗡哇呀”声音，像是发生了极其严重的事情。我便问出租司机，司机是个女的，她说，“墙要倒了。” 我便说，“那载我们去那里。”就这样，柏林墙倒下的时候，我便站在那里，历史的时刻。这个情节我也写进了小说里。1956年我在匈牙利，见证了苏联的入侵。人们来问我，你说谁会来帮我们。我知道没人会来。战后，欧洲分成了两半，这块是你的，那块是我的，然后用严严实实的墙围起来。但是历史总是双重的，有开始就有结束。我目睹共产主义的兴起，然后是柏林墙倒了，一段历史终结。对我而言，这便是全部了。所以，我觉得，我总生活在历史的时刻。

我还有一本非虚构的书《柏林笔记》，逐日记录1989年，像写日记一样：专政推翻，统治者逃亡。德国人说，只有外人才会这样看那一年的德国，我们自己写不出来。英文版明年出。

早报：在《万灵节》里很多片段用来讽刺两德统一后一些荒诞的事，作为荷兰人你似乎对德国的统一有自己的牢骚。《万灵节》被看作是描写和反思两德统一的重要作品。

诺特博姆：我当时对有些德国朋友很失望。我原以为，他们这下可要开心了，你看，现在是一个国家了，不是更好吗？同一个民族，同样的语言又融合在一起了。可是，这些朋友抱怨为德国统一交税，他们不乐意了。

当时西德是什么，资本主义，有钱，好车；东德呢，墙推倒后，起初你去看的时候，真是穷得很，房子破敝。一夜之间资本主义来了，你得自个照顾自己。对普通人来说，生活在共产主义之下并不好过，可是资本主义也不容易混，说失业就失业了。正因为这些触动，我一定要写《万灵节》。你看，我们老了，只要人家不来干涉我们，别的什么我们都无所谓。

早报：你自己说《万灵节》不好读，很多人也抱怨你的小说很不好读，可是我感觉到小说充满着各种幽默。

诺特博姆：很多美国读者也说，这是一本欧洲作家的书，觉得过于麻烦。美国市场很难，太商业了，他们不喜欢我的书。一本书写得过于复杂确实会丢失掉一些读者，但我这本书从一开始就写到艺术家、哲学家这个复杂群体，那这本书肯定是复杂的。我不会为我的书难读而道歉。我不希望写一本很简单的书，但要是能写一本让读者绞尽脑汁的书，那也不错。

关于幽默感，我非常同意。别人说我的这本书太严肃，我个人确实是很严肃的作家，但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觉得很好笑，我知道不少德国人读《万灵节》时常常哄堂大笑。在这本书里，我借用小说人物开德国人玩笑。有人问我，为什么他读的时候就不觉得好笑呢。我说，词语在书里，幽默也在书里。

早报：你出生于1933年，成长于二战之中，那你会像格拉斯一样，写一本关于二战的书给自己吗？

诺特博姆：作为荷兰人，亲历了德国的侵略，我出生于1933年，1940年亲眼看到在我家附近有一个德国人的军事基地，当时作为小孩子非常恐惧，我父亲反而是搬椅子出去像看戏一样，家里人要往我头上浇凉水我才能恢复理智。但我父亲后来不幸死于二战。欧洲总是有战争，但最不能接受的是有计划的对犹太人大屠杀，这是德国年轻人不得不面对的历史问题，是必须接受承认的事实。

事实上，二战的时候我太年轻了，无法将之写成那样真正的自传。在现实生活中，我不是《万灵节》里那个摄像师，我的妻子也没有死，但我又确实出现在德国统一现场，这是我的成长经历。许多人说，你为什么不写这，不写那，可我最终只写出我以为对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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