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克拉荷马州，我有个学生助手所在的当代废奴组织，邀请我去了解俄克拉荷马人口拐卖的报告。俄克拉荷马城附近有35号、40号两条州际公路交汇，公路运输便利，这里有大量贩卖人口活动，被拐卖的人局部或者全部失去人身自由，与过去奴役无异。 

 

在发展中国家，这现象更是普遍。2015年4月，我所在学校艾伯林基督教大学（Abilene Christian University ）请来了国际正义使团（International Justice Mission)的工作人员、我校原教授韦恩·巴纳德（Wayne Barnard）来演讲。巴纳德告诉我们，全球各地还有2700－3600万人处在不自由的奴役之下。他所在组织，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解救各种被奴役和虐待的人，如印度砖厂在烈日下搬砖的童工、菲律宾妓院的性奴、加纳渔港捕鱼的少年、肯尼亚被男方家族扫地出门老无所依的寡妇。这些人在极为困苦、屈辱、危险的处境下被迫劳动，或是被夺去起码的正当生计。国际正义使团让人看到了他们的存在，这深深刺激了各界人士的良知，大家都希望做些什么。国际正义使团在菲律宾期间，与盖茨基金会合作，前者出力，后者出钱，双方一起与当地政府部门合作，共同打击非自愿卖淫活动。在国际正义使团的协助下，被迫卖淫者人数下降了79%。该组织的成效和工作模式引起了各国政府的关注，他们开始受邀去其他国家协助打击奴役活动。使团暗中访查各种非法活动，培训当地执法部门，帮其梳理司法程序，成效显著。微软、谷歌等大金主得知其工作成效，开始鼎力支持。这种多方协作，渐成良性循环态势。

 

该组织还希望进一步扩大成果，希望得到政界支持。近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田纳西参议员鲍勃·柯尔克(Bob Corker)提交了一份《结束现代奴隶制》的议案，该议案即将进入两院表决。我在巴纳德演讲中了解到，该议案的成型归功于我校毕业生乔什·斯特兹（Josh Stites)。斯特兹自我校毕业后，在田纳西首府纳什维尔工作，是纳什维尔市议会成员之一。听说韦恩老师介绍了国际正义使团打击贩奴活动之后，很受感动，决定利用自己的“权力”，呼吁纳什维尔把十月一日定为“国际正义使团日”，并举办集会。由于天气等原因，斯特兹在州首府举办的集会应者寥寥，但引起了参议员鲍勃·柯尔克的关注。参议员听说了该组织的故事后，开始狂看他们打击当代奴役活动的Youtube视频，对此现象的存在大为吃惊，继而提出相关议案。该议案代表的当代废奴运动像磁铁一般，吸引了联合国、各国政府、财团、学校、教会等不同组织和个人。大家都希望为这些同在一个星球上的苦命人做点什么。

 

这结果说来偶然，似乎是鄙校毕业生不经意的举动，引发了连锁反应。事实上，我们这种私立学校，还留有里根所言的“山巅之城”精神，豪气外泄。由于这种精神，巴纳德这样的终身教授能放弃学校管理兼终身教授职位，去这种非政府组织做事，前往世界上最贫苦的地方，冒着生命危险，解救最底层的人。学生从不满足于毕业后挣大钱娶美女嫁金龟婿的人生目标，而是一个个希望对外部世界有所贡献。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去世界各地去干一番事业。去年《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肯特·布兰特里(Kent Brantly)医生就是我们学校的毕业生。他出于改变世界的理想，到非洲做志愿医生，染上埃博拉，后康复，成为人类愿为他人舍身共同抗击瘟疫的象征性人物。在学校工作了两年之后，我发现师生员工身上这种改变世界舍我其谁的精神，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学校的宗旨就是让学生去领导、服务于世界各地。为此，学校除了课程学习外，也利用各种机会请人来熏陶学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学校成了训练国际公益人士的西点军校。

 

美国人在校就想着怎样改变世界或制造不同。这心态不乏西人的自信。我以前上一定性研究课，老师是著名定性研究专家波格但教授（Robert Bogdan），让我们出去找地方做项目，有国际学生说自己初来乍到，找不到地方。波格但老师笑说：你们怎么不跟我们西方人学学，我们跑一个地方呆上几个月，不但回来会写书，甚至还可能把这地方搅个天翻地覆。现在美国诸如和平团（Peace Corps）等组织之所以长盛不衰，也是和美国人改变世界的心态分不开。虽然这心态有时候也会引起正义，但人间多有不平。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何尝不想有人看到其困境， 路见不平一声吼，甚至拔刀相助？千方百计追求改变世界的人，最终也会改变自己，扩大自己的生活空间。

 

与之相比，中国这些年对学生的教育太短视。全社会都在教育年轻人改变自己，磨去棱角，适应世界，要现实现实再现实。这个思路是不对的，如果我是对的，为什么我要改变？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反之亦然：那些希望改变自己适应世界的人，最终往往是改变不了自己，而世界的潮流也离他们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