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约翰·爱德华·威廉斯（1922-1994）是文学出版界的一个奇特现象。其“学术小说”《斯托纳》(Stoner)近年因法国作家安娜·贾维尔达（Anna Gavalda) 将其翻译成法文，并极力推崇，在欧洲热卖。这部小说写于1965年，此番重出江湖时，出版商宣传其为“你尚未读过的最伟大的小说”。“出土”后，此书意外地卖了六万册，成了英国沃特斯通（ Waterstone）书店的年度图书。在欧洲市场的热门，又让美国批评界对这位去世近二十年的作家重新关注。

事实上，威廉斯的创作成就本来并不小，只是今日美国文坛创作力强劲，对这种过去的作家，关注者少而已。其小说《奥古斯都》（Augustus）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殊荣。但他的另外两部小说则寂寂无闻。这种重新发现，也有一些机缘巧合。 2013年莱昂纳多·迪卡皮奥（Leonardo DiCaprio）主演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让人言必称盖茨比。这使得此书被拿来和与之貌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比较。据蒂姆·克里德(Tim Kreider)在《纽约客》所言，《斯特纳》是一部和盖茨比类小说背道而驰的小说。盖茨比爆发、光鲜，娶得佳人，最终失落，丧命。而《斯特纳》主人公寂寞无闻，婚姻失败，和孩子疏远，最终一无所成地死去，这样也是一生。一个是大起大落，一个是平平淡淡一生。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一身泥巴。这年头母亲还领救济的穷小子设计个程序被人以190亿美元收购的盖茨比式故事更让人想起了不起的盖茨比，可是《斯特纳》里的那种凡人，却是生活中的绝大多数。那些暴发户们引起的关注已经够多的了，文学又何必去凑这个热闹？威廉斯这种写法，是对土豪文化的一种反拨。

另外，这种重新发现，也因出版商不甘名作埋没，而借新媒体之力， 让其重见天日。这种努力也值得赞扬。现在的书商眼睛都盯着几个熟悉的、活跃的当代名作家，希望撞大运出上一本畅销书，捞个盆满钵满。要不是拿已经被奠定地位的作家翻来覆去炒低风险的冷饭。这些做法都不能改变、拓展读者的视野，无法冲击他们的选择。介于上述两类作家之间的优秀作家，有不少被忽略得没有天理。 出版界能将其“发掘”出来，功莫大也。

随着《斯特纳》的热门，威廉斯的的《屠夫十字镇》(Butcher’s Crossing)也引起了新的关注。英国《独立报》称其为伟大小说。 不少论者由此认为威廉斯是西部文学的大师。不过威廉斯自己在世时，极其反感这种标签。他甚至拒绝出版商将他的这部小说分类归为西部小说，甚至不惜因此拒绝书的再版。 西部小说应起自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这类皮裹腿故事，这类故事多描述美国西部拓荒时期的英雄人物、定居者和印第安人、执法警官的和落草强梁等。这类小说人物比较类型化，故事也比较粗线条，消遣价值多过文学价值。该类型作品多为那种廉价的“一毛钱小说”（dime novel)。这类小说在1960年代达到顶峰，这也正是《屠夫十字镇》创作的时间。威廉斯自己来自“西部”——德克萨斯，但是他对这种对西部的类型化十分反感。他甚至认为文学疆界上的“西部”其实并不存在，而是“东边”的人想象出来的。其原因，可能正是因为他反感人们将西部文学类型化，廉价化。威廉斯所作的努力，是将类型颠覆，然后灌注新的内涵。他仿佛是要告诉我们，我来告诉你西部应该怎么写！

这部小说写的是四个人物去猎杀野牛的故事。过去我在俄克拉荷马的时候，专门去过一个动物保护区，被保护的动物是野牛。美国西部被开拓之前，曾经有大批这样的野牛生活在中部草原上，后来被屠宰殆尽，乃至需要特殊保护，才不被彻底灭绝。对于那段灭绝的历史，我一直不清楚，直到最近阅读了《屠夫十字镇》才有所知。

此小说故事发生于1870年左右，西部极其荒野，当时还有大批野牛生活在草原上。生活稳定下来的美国人，有了新的一个时尚，就是穿那种包括牛皮在内的“皮草”。猎杀野牛，剥皮去卖，这是西部拓荒者中一个常见的营生。书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是长期经营此类营生，比如带队猎杀的威尔，专门剥皮的施奈德，专门收购皮草的麦克唐纳等。 至此，小说应该说是在延续“西部”拓荒精神的文学想象。

但这显然是一个假象式的序幕。威廉斯最终颠覆了人们对大自然的浪漫想象。故事中的一个不能为我们疏忽的背景，是爱默生这类作家笔下的自然崇拜和超验主义，在19世界中后期很有影响。与西部小说一个明显不同的地方，是这部小说里引入了一个貌似不属于西部荒野的人物 ———— 哈佛大学的学生安德鲁。安德鲁深受爱默生的影响，他长期相信大自然有一种“磁力”，相信自己的出路，是“离城市越来越远，退往荒野”。 他甚至上过爱默生的课。爱默生在课程上美化大自然：“我变成了一个透明的眼球。”人与自然奇妙合一。“成了上帝的一部分，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安德鲁就是带着这种想象，来到了屠夫十字镇，想和大自然亲密接触。小说的题记中，引用了爱默生《自然》中的一段话：

“.....一切有生之物，都显出满足的迹象，而躺在地上的牛，似乎都有美妙而安宁的想法。在这被我们称之为小阳春的纯粹十月的天气里，寻找安宁则更有把握。在那广阔的丘陵和暖暖而开阔的田野上，日子无比悠长，略有倦意。一生有过这样阳光灿烂的日子，便不亚于长命百岁了。孤独的地方未必寂寞。在森林之入口处，惊讶的世人，将抛弃他从城市带来的对伟大伟大与渺小、明智和愚蠢的估测。一旦踏入这样的地带，风俗的包袱会从他背上滑落。这里自有一番神圣，它让我们的宗教相形见绌；这里自有一重现实，它让世间英雄无足挂齿。在这里，我们发现自然的境界，让所有其它境界自叹不如。自然如同神灵，审判着所有前来的人。”

实际上发生的事，从各个角度敲打着安德鲁对于自然的认识。那时候交通不发达，铁路也还没有铺设到屠夫十字镇，出去一次猎杀，没有今日坐火车朝发夕至这类便捷。猎手和他的团队， 赶着牛车骑着马，长途跋涉。这个过程，都有点像我们《西游记》里的景象。威尔就好比领头的唐僧，他带着三个弟子去深山猎杀野牛，一路上历经艰难。只可惜遇到大难的时候，从未有观音搭救，而是残酷的蛮荒和人的殊死较量。大雪封山的时候，一封就是半年，几个人困在大雪中，只能自己设法活下来，不被冻死、饿死。雪融化之后，过河的时候，又发生了新的灾难。 威廉斯似乎刻意要把人对于西部的浪漫化毁灭了给人看，这似乎都是一种苦心经营的解构。哈佛学子安德鲁跟着威尔，眼看着威尔疯狂地、专注地、残酷地一头一头屠杀着无辜的野牛。动物猎杀是为了填报肚子，只有人，才能越出必需，去过度捕杀，这也是我们人类的丑陋之处。被一个追求自然之美的大学生安德鲁撞见，也算是一种帮其走向现实的当头棒喝。如果当初威尔只是图财去猎杀的话，后来他已经杀得失去了理性，已经是为了屠宰而屠宰，有论者将其比作梅尔维尔《莫比·迪克》（Moby Dick)里那位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捕杀白色抹香鲸莫比·迪克的亚哈船长了。问题是亚哈船长好歹是为自己的断腿复仇。而威尔的疯狂，却几乎没有来由。没错，他属下的查理·霍吉断了一只手，但是霍吉也没有什么复仇的怨恨。他甚至是一个敬神的人。只能说荒野这种自然（nature), 激活了危尔的本性（nature). 如果硬要给此书贴一个标签的话，我觉得它确实是一部将布景从大海移到草原和深山的《莫比·迪克》。作者颇有梅尔维尔的那种深刻，却更通俗易懂一些。

小说中威尔的复杂之处，是他也没有失去理智，做对自己危险的事情。他非常擅长野外生存，如果没有他设法在雪地求生，可能大家都会在雪地冻死。他也能够稳住自己的阵营，能有效控制住属下的几个人，而不至于让大家在大雪封山数月的时候，大家互相在抱怨中把彼此整死。剥皮师施奈德，狩猎不久就觉得杀得太多，可能皮子都无法运出了。可是威尔该放的时候放，该收的时候收，有效地管理着这个脾气已经很急躁、处处心怀不满的团队成员。 他也把威尔在荒野的生存里训练了出来。

但显然这不是什么人依靠意志征服自然的励志故事。人和自然到底是什么关系？答案似乎很明显，是和谐共处。但落在现实当中，零和思维无处不在。人们要不觉得自己应该征服自然，要不应该屈服于自然。后者产生了一种逃逸与归隐的传统。这种传统让人厌恶现代文明，向往荒野的呼唤。这种传统，直到今天都还活着。约翰·可劳卡沃（ Jon Krakauer)曾在《走向荒野》（Into the Wild)一书中描述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后来被肖恩·潘改编为电影）：一个名叫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 McCandless）的年轻人，从名校艾默理大學毕业后不久，放弃了所有的财产，把自己在银行里的24000元钱全部捐给慈善机构，然后把钱包里的现金烧掉，跑到阿拉斯加，进入阿拉斯加的蛮荒。他背着一包米，一本小说，一张破旧的地图，一支猎枪，最后死在一个废旧卡车里，被猎人发现。法医检查，发现他是饿死的。

鼓励人们逃逸，未必就是一种高尚的作为。你换活法，换环境都是值得赞颂的，但前提是你内心足够强大，你有所追求，而非仅仅是在逃避。人们指望去了某个城市了，或是出国了，自己苦苦挣扎的问题就稀里哗啦解决掉，结果往往不是这样，往往要失望。退往自然也差不多。你如果不发自内心地追求自然，酷爱自然，你指望逃到大自然里面来解决自己内在的问题是不大可能的。小说的另外一段题记，引自赫尔曼·梅尔维尔著《骗子》：“是啊是啊，诗人把患心病的人送到青草地上，就好比没钉马掌的瘸子马跑草地上练蹄子。诗人把心病当肺病治，以为大自然能妙手回春，这还不是江湖郎中的作派。可是是谁，把我的好伙伴在大草原上冻死？又是谁，把执拗男彼得变成一大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