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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我发现，追求上常青藤的华人家长很多。常青藤学校是指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这八所大学都在美国东北。其他很多地方也有一些名校，如德州的莱斯大学、加州的斯坦福大学、佐治亚的埃默里大学，它们却不是藤校。为什么藤校都在东北呢？因为“常青藤”本来是美国大学体育联盟的东北分区而已。到如今，这些学校更以学术闻名。上了常青藤学校家长有面子，有时候藤妈藤爸们冲着这些学校的要求，缺什么补什么，一路拖着拉着让他们上的。据说有不少孩子上了藤校之后读得很吃力，有的很忧郁。

这些常青藤学校到底好在哪里？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区别？有人曾问耶鲁大学英文教授威廉·德雷谢维奇（William Deresiewicz)上哈佛、斯坦福还是耶鲁比较好？毕业于哥伦比亚、任教于耶鲁的德雷谢维奇在新近出版的《优秀的绵羊》(Excellent Sheep: the miseducation of the American Elite and the Way to a Meaningful Life) 一书中反问：“你喜欢深红色、鲜红色，还是宝蓝色？”这三种颜色分别是这三个学校的标识颜色。意思是说，这些学校除了这些颜色，其实大同小异。它们相互之间的排名，今年上几名，明年下几名，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多大影响。

除了在同一体育联盟分区内，知名度比较高之外，这些藤校的还有个共同点，是比较自恋。这些学校通过无所不在的颜色、标识和球队、社团活动，彰显各自身份。虽然这些藤校外表上有特色，但在内里，都被作者视作失去了灵魂的地方。在这里就读的学生没有使命和目标感，自我膨胀、自我中心、自以为是。国内也是这样，我曾加入一读书群，发现群里有北大毕业的学生自我膨胀到目中无人的地步，除了自己的粗鲁自己看不到之外，别的好像什么都知道。这样的名校生，作者轻蔑地称之为“优越感爆棚的小王八”（entitled little shit），他们出现的地方，他人敬而远之，最后他们的圈子开始同质化，成了大家互相拍肩膀的哥们俱乐部，这对他们发展不利。没有这些标签的人，在人生道路上攻城略地，方方面面成就自己。有一些藤校生一辈子最大的成就，可能只是上过某藤校。

上藤校的人，熟悉的是一套适合在藤校成功的套路。他们一路学习成绩拿A，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彰显自己的“领导力”，或扩大“社交网络”，忙得团团转，但是没有发自内心的参与。此前的申请阶段，也按照这种方法预备。他们参与各种课外活动，蜻蜓点水地去做“义工”。按照名校的要求逐项打勾完成，好比是在完成某个游戏。作者的同事、“虎妈”蔡美儿，就对这套游戏的规则了如指掌，并按这规则培养孩子。她说自己用的是中国教育方法，但作者一语道破天机，说这其实是美国中上阶层培养的方法而已。中国教育方法躺着中枪而已。虎妈非常反感自己婆婆那种宽松、鼓励式的“美国教育”方法，但她的婆婆按照美国宽松方法培养出来的杰德·鲁本菲尔德（Jed Rubenfeld）极其优秀，是美国著名宪法专家、耶鲁大学法学教授，还是一个小说家。蔡美儿选择嫁给了他， 无意中是接受了她婆婆教育方法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你认可什么样的教育成果，要看你和什么样的人结婚，因为这决定了你未来可能需要容忍什么，欣赏什么。

上了藤校的学生“优秀”惯了，升学后会选择比较稳妥的、保证能拿A的课程，而不去费劲寻找真正值得学习、但有可能拿不到好成绩的课程。这就成了“好学校糟蹋教育”（Schooling gets in the way of education)的局面。藤校学生“输不起”。这种心态，使得人的思维以后会长时期受到束缚。在中国社会游戏规则和学校还不尽相同，此问题更突出。名校毕业的学生思维，不适合他们玩剑走偏锋的游戏，最后名校生往往是在给那些杂牌学校的毕业生、甚至初高中毕业生打工。

名校的教育，让人变得和现实脱节。作者三十五岁那年，家里叫来一个水管修理工，他突然发现和这人没法说话，连几分钟的家常都聊不起来。他很多年的精英教育，让他和社会严重脱节。而政坛这种现象更普遍。竞选美国总统的戈尔和克里，分别毕业于哈佛和耶鲁，但是却没法和广大选民有效沟通。这个现象，中国有个词语叫“书呆子”，此书中有个词叫“藤校弱智症”（Ivy Retardation)。小布什虽然也毕业于藤校，但他未曾失去标志性的“常识性聪明”（street smart), 能和选民拉近关系。名校生的那种高高在上心态，有时候能让他们当出色的经理人，但妨碍他们当领导。一个经理人对着已有的靶标，可能会射得很准确。而一个领导者需要对着还看不见的靶标瞄准，甚至要把尚不存在的靶标描绘出来。这时候远见和方向感很重要。老布什竞选的时候，他的对手、哈佛法学院毕业生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曾称，竞选“无关意识形态，只关系到能力。”老布什回答说：“能力让火车准点行驶，但是不知道驶向何方。”

指出名校这些问题之后，答案是什么呢？作者推荐美国公立大学系统。说这里有真正的“多元性”，而不是精英私立大学那种人为的“多元性”。作者认为常青藤学校在种族、肤色、性别上的多元化做得不错，但经济上并不多元，学生中有钱的孩子居多。而人受教育过程中，为了未来的考虑，必须设法接触不同阶层的同学，包括家里条件很差的同学，这是“走上社会”之前成为一个社会人的必要预备。

在学风上，公立大学现在也严格了一些。藤校老师的首要任务是搞科研，不愿意在教学上太花时间，学生也成全，尽量不去找他们。错过了考试时间，老师投桃报李，重给机会，让其过关，师生间形成互不得罪的默契（mutual non-aggression）。在这种以肯定为主的文化氛围下，学生成绩逐年膨胀。1950年代，美国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平均成绩积分（GPA）为2.5（满分是4）。2007年，公立大学是3.01， 私立大学上升到了3.30，而在一些顶级名校，积分为3.43。

而在公立学校老师，老师反而更严格 —— 或许他们不必担心得罪未来校友，也不必担心伤害学生的脆弱自尊。这些学校没有那些“研究性大学”那么看重研究，更看重教学，所以老师对学生个人关注也会更多。在学生日后申请研究生、基金、或者工作的时候，公立大学的学生常有更好的推荐信。藤校老师可能连学生是谁都不知道。藤校财大气粗，但老师数量并不多。课程上，学生缺乏个人化关注。哈佛大学的埃里克·马祖儿（Eric Mazur）发现他的物理课大课上，学生很多概念搞不懂，他又没有办法一个个去辅导，于是他发明了“互助学习法”（peer learning)，让学生相互之间自己教自己。因老师关注不够，有的哈佛学生称哈佛是“世界上最好的自学场所。”

作者推崇公立大学的做法值得赞赏。这几年我每年都参加美国高等教育信息化（Educause)年会，发现公立学校也因经费缩减等原因，革新众多，好多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公立大学的网络更庞大，比如纽约大学系统下，有六十多个校园，这种合作和交流的机会非常之多。在2014年10月初于奥兰多举办的年会上，我还听到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滕森（Clayton M. Christensen） 以开玩笑的方式，请大家“为哈佛祈祷”，因为他和凤凰大学（University of Phoenix)合作之后，对这种网络教学的设计大为赞赏，也对他们传播之广叹为观止。他感叹哈佛的教学模式也未必能赶上这网络时代的需要了。在这个选择众多的时代，藤校未必还是所有人最好的选择，也不是唯一的选择了。

抛开精神、学术这些因素，从现实角度考虑，藤校可能会让人负债累累，多年不得翻身，人生的很多事情（如买房、成家）滞后或是严重受影响。中国人常说，只要你念得起，讨饭也要给你读书。问题是这不是一笔小钱，不是人们省吃俭用可以解决的。家长讨饭也好、卖血也好，卖肾也好，都未必能解决问题。大部分情况下，学生得靠联邦贷款读完书。日后这些就成了他们的负担。连奥巴马也是2004年、亦即他当选总统的四年之前，才把学生贷款给还清。我们很多同事四五十岁了，还在还学生贷款。

如果考虑长线投资，日后读医学院法学院，硕士博士，那么决策的时候不妨来点田忌赛马那种智慧，去运用家里或者自己有限的资源。比如读医学院，学校好坏影响不是很大。即便偶有小差别，也不值得耗尽资源一路死拚。否则，走上生活道路的时候，已是强弩之末。从一个中流学校得到其80%的养分，或许胜过从一流的学校得到10%的养分。很多聪明的家庭，让孩子本科几年上社区大学，然后转入公立大学，或者是还保留着人文教育传统的一些非藤校类私立大学，以比较低廉的学费读完本科，然后再把积蓄用到读研阶段的私立名校里，这样的资源分配最为合理。

此书出版之前，质疑藤校价值高估的声音也常有，比如《赫芬顿邮报》上，还曾登出一个高中毕业生列出没被藤校录取是因祸得福，她“很高兴没有被常青藤录取”。她说学费太贵，没人管你本科在哪里念，换了几个工作之后就不会再有人去理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等等。这些说法虽有道理，但藤校外的人说出来，人们总怀疑是“酸葡萄”心理。作者读书工作的地方都是名校，作为阅人无数的“圈内人”，他的说法更有可信度。当然此书观点也比较极端，没有多说名校尤其是藤校给人带来的众多好处，他的观点负面了一些。可能是身处这样的环境之下，看到的多为不足的地方。我们也能通过此书看到，假如一个学生有学习和经济能力上藤校，而又不沾染藤校生的那些习气，那最好不过。藤校生的各种毛病，假如一个人诚心诚意去对待，都是可以战胜的。如果读者中有人上藤校，不妨先看看这本书，以后的四年可能会少走很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