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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传染病伊博拉肆虐西非,到目前为止已经造成四千多人死亡。该疾病也已经传入美国,利比里亚人邓肯(Thomas Eric Duncan)成为第一例在美国境内死亡的伊博拉病人。参与邓肯治疗的两名护士也先后也传上了该病毒,好消息是,听说到目前为止,两人均已康复。
收治邓肯的德州长老会医院有重大工作失误,比如知道邓肯来自西非,有症状却没有及时隔离。护士的保护措施也不力,以至于两名护士被传染。由于过于保护人权,关心患者感受,被感染护士范尼娜(Nina Pham)朝夕相处的狗也另外被隔离,而不是被处死,工作人员甚至还拍摄了狗的录像传给范尼娜。 这一切,是不是都“心太软”,不利于控制疾病传播呢?针对这种传染病,是否应该采用各种强制措施,免得得病的人乱跑?美国的保守势力借此猛烈抨击奥巴马政府应对不力,比如没有决定取消航班。国内也有不少声音,说针对这种大规模传播的传染病,美国制度弱爆了,根本无法有效应对。在纽约发现第一例伊博拉病例之后,纽约新泽西实行强制隔离政策,一位曾往非洲去的护士Kaci Hickox回来,迅速被接走,警车开道,她立刻投诉这种做法侵犯了她的人权,新泽西州长后来屈服,让她回家。不少人援引当年中国处理SARS疫情的经验,嘲笑美国应对的不力。
不过我觉得更为关键的是信息是否透明。SARS之所以形成大规模疫情,局部原因是因为有地方官员隐瞒实情,延误了抗灾时机。后来中央政府决定信息透明,开始对隐瞒疫情的官员问责之后,情况才得到改观。如果不将信息传播透明化,针对疫情的人员、部门,大家各自为政,左手不知右手在做什么,只怕更容易导致局面失控,以至于后来控制的社会成本更高。
面对这种烈性疾病,在传播初期,有力控制问题恶化的办法,并不是 如何铁腕控制,而是充分暴露早期的失误, 让人知道本该如何处理,了解现有病患发生在什么地方? 怎样传播? 怎样加强各部门合作? 等等。唯有这样,才能使得小错被暴露,以免铸成大错, 收拾起来更棘手。
充分暴露早期信息,也有助于避免恐慌,有助于社会安定。CNN评论员梅尔·罗宾逊(Mel Robbins)发明了一个词,叫“恐伊症”(Fear-bola): “这种病毒会攻击人脑中理性思维的部分。它一开始的症状,是对达拉斯两个得了伊博拉的护士低度关注,后经耳朵和嘴巴传播,最终发展成为爆发瘟疫的全面恐慌。”她表示,美国确诊病例不多,而且此病据称只能经病人体液传播,并不经空气传播 ,担心伊博拉,还不如去担心得流感,因为每年流感杀死的人更多,而且传播更快些。
传染病发生的早期失误,虽然可惜,但如果利用起来,控制疫情,则属亡羊补牢,有功于他人。在德州发现伊博拉病例后,当事医院的护士上了电视曝光医院内部的保护不足、培训不足的实情。人们在集中的报道中,发现了疫情传播中关系到医院、疾病控制中心、航空公司,甚至机场等多个部门,存在协调不足、信息零散的情形。为此,奥巴马后来任命了曾给戈尔、拜登两位副总统当幕僚长的克莱恩(Ron Klain)担任“伊博拉沙皇”,协调抗击伊博拉工作。
针对德州医院在防护、培训上的失误,美国军方甚至成立了一个“快速行动队”,由5名医生、20名护士和5位培训师组成,该团队能在72小时内部署到任何发生疫情的地方。行动队 包括5位培训师的做法尤其可贵: 起初的各种曝光中,大家意识到了护士染病,乃是因为针对这种陌生病情不知如何保护自己。可以说无知和缺乏训练,导致了疾病传播的恶化。相反,信息越是透明,提供批评的渠道越畅通,一个体系就越有可能自我纠偏。如果刚愎自用地认为一切尽在掌握,在危机中可能只会导致问题的恶化。你不能因为事情大了最终给控制住认为是本领,更大的本领是在早期阶段,遏制住疫情的扩大。
和堵住疫情上门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打压疫情在其他地方的传播。当年发生SARS的时候,很多地方大小官员都组织起来,去街上拦截从北京等灾区回来的人。这是一种思维,是给堵住的思维,是“不要到我后院”来的思维。发现伊博拉疫情之后,美国国内有不少人呼吁取消来往西非的所有航班。如果疫情继续扩大,不排除发生这种问题的可能。但它的有效是暂时的,也存在道义上的合理性。如果衡量成效的标准是阻止疾病上门,整个消灭西非更有效。问题是这样的做法合乎道义吗?
最近,我们学校的校友返校日(Homecoming)上,做主题演讲的人,是前段时间前往非洲做医疗义工染上伊博拉并康复的校友肯特·布兰特里医生(Dr. Kent Brantly)。他在演讲中不断强调“爱邻如己”。他希望大家不要只把目光停留在几个得病的美国人身上,而是努力帮助非洲消灭伊博拉病毒。反对取消航班的评论者逻辑和他很类似。我前几天在电台上听到的有个比喻我觉得很有道理:当屋子着火的时候,你躲自己房间里用湿毛巾堵住门窗,到底能堵多久?大家都出来灭火,才能使得火情得到控制。大家莫要嘲笑美国人的做法荒唐,伊博拉之类疾病,不认国籍和肤色,谁都有可能得上。正在塞拉利昂援助当地抗击埃博拉的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高福也在对财新记者的采访中指出:“只要非洲疾病源头得不到控制,埃博拉传入中国只是时间的问题。
国际社会应齐心协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尽量遏制住该疾病的继续传播,免得日后它以新的渠道,新的变种,找上我们的家门,这才是治本之道。
收治邓肯的德州长老会医院有重大工作失误,比如知道邓肯来自西非,有症状却没有及时隔离。护士的保护措施也不力,以至于两名护士被传染。由于过于保护人权,关心患者感受,被感染护士范尼娜(Nina Pham)朝夕相处的狗也另外被隔离,而不是被处死,工作人员甚至还拍摄了狗的录像传给范尼娜。 这一切,是不是都“心太软”,不利于控制疾病传播呢?针对这种传染病,是否应该采用各种强制措施,免得得病的人乱跑?美国的保守势力借此猛烈抨击奥巴马政府应对不力,比如没有决定取消航班。国内也有不少声音,说针对这种大规模传播的传染病,美国制度弱爆了,根本无法有效应对。在纽约发现第一例伊博拉病例之后,纽约新泽西实行强制隔离政策,一位曾往非洲去的护士Kaci Hickox回来,迅速被接走,警车开道,她立刻投诉这种做法侵犯了她的人权,新泽西州长后来屈服,让她回家。不少人援引当年中国处理SARS疫情的经验,嘲笑美国应对的不力。
不过我觉得更为关键的是信息是否透明。SARS之所以形成大规模疫情,局部原因是因为有地方官员隐瞒实情,延误了抗灾时机。后来中央政府决定信息透明,开始对隐瞒疫情的官员问责之后,情况才得到改观。如果不将信息传播透明化,针对疫情的人员、部门,大家各自为政,左手不知右手在做什么,只怕更容易导致局面失控,以至于后来控制的社会成本更高。
面对这种烈性疾病,在传播初期,有力控制问题恶化的办法,并不是 如何铁腕控制,而是充分暴露早期的失误, 让人知道本该如何处理,了解现有病患发生在什么地方? 怎样传播? 怎样加强各部门合作? 等等。唯有这样,才能使得小错被暴露,以免铸成大错, 收拾起来更棘手。
充分暴露早期信息,也有助于避免恐慌,有助于社会安定。CNN评论员梅尔·罗宾逊(Mel Robbins)发明了一个词,叫“恐伊症”(Fear-bola): “这种病毒会攻击人脑中理性思维的部分。它一开始的症状,是对达拉斯两个得了伊博拉的护士低度关注,后经耳朵和嘴巴传播,最终发展成为爆发瘟疫的全面恐慌。”她表示,美国确诊病例不多,而且此病据称只能经病人体液传播,并不经空气传播 ,担心伊博拉,还不如去担心得流感,因为每年流感杀死的人更多,而且传播更快些。
传染病发生的早期失误,虽然可惜,但如果利用起来,控制疫情,则属亡羊补牢,有功于他人。在德州发现伊博拉病例后,当事医院的护士上了电视曝光医院内部的保护不足、培训不足的实情。人们在集中的报道中,发现了疫情传播中关系到医院、疾病控制中心、航空公司,甚至机场等多个部门,存在协调不足、信息零散的情形。为此,奥巴马后来任命了曾给戈尔、拜登两位副总统当幕僚长的克莱恩(Ron Klain)担任“伊博拉沙皇”,协调抗击伊博拉工作。
针对德州医院在防护、培训上的失误,美国军方甚至成立了一个“快速行动队”,由5名医生、20名护士和5位培训师组成,该团队能在72小时内部署到任何发生疫情的地方。行动队 包括5位培训师的做法尤其可贵: 起初的各种曝光中,大家意识到了护士染病,乃是因为针对这种陌生病情不知如何保护自己。可以说无知和缺乏训练,导致了疾病传播的恶化。相反,信息越是透明,提供批评的渠道越畅通,一个体系就越有可能自我纠偏。如果刚愎自用地认为一切尽在掌握,在危机中可能只会导致问题的恶化。你不能因为事情大了最终给控制住认为是本领,更大的本领是在早期阶段,遏制住疫情的扩大。
和堵住疫情上门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打压疫情在其他地方的传播。当年发生SARS的时候,很多地方大小官员都组织起来,去街上拦截从北京等灾区回来的人。这是一种思维,是给堵住的思维,是“不要到我后院”来的思维。发现伊博拉疫情之后,美国国内有不少人呼吁取消来往西非的所有航班。如果疫情继续扩大,不排除发生这种问题的可能。但它的有效是暂时的,也存在道义上的合理性。如果衡量成效的标准是阻止疾病上门,整个消灭西非更有效。问题是这样的做法合乎道义吗?
最近,我们学校的校友返校日(Homecoming)上,做主题演讲的人,是前段时间前往非洲做医疗义工染上伊博拉并康复的校友肯特·布兰特里医生(Dr. Kent Brantly)。他在演讲中不断强调“爱邻如己”。他希望大家不要只把目光停留在几个得病的美国人身上,而是努力帮助非洲消灭伊博拉病毒。反对取消航班的评论者逻辑和他很类似。我前几天在电台上听到的有个比喻我觉得很有道理:当屋子着火的时候,你躲自己房间里用湿毛巾堵住门窗,到底能堵多久?大家都出来灭火,才能使得火情得到控制。大家莫要嘲笑美国人的做法荒唐,伊博拉之类疾病,不认国籍和肤色,谁都有可能得上。正在塞拉利昂援助当地抗击埃博拉的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高福也在对财新记者的采访中指出:“只要非洲疾病源头得不到控制,埃博拉传入中国只是时间的问题。
国际社会应齐心协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尽量遏制住该疾病的继续传播,免得日后它以新的渠道,新的变种,找上我们的家门,这才是治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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