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 各个版本的“导游图”上，塞斯·诺特博姆几乎每年都出现，仿佛他是欧洲景区绕不过的地标。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彼得·恩格兰德（Peter Englund)称，评选过程太“欧洲中心化”了一些。大部分评委是欧洲人，为了凸显此奖的世界性，必须把眼光投向其他地方。或许诺特博姆反吃了这种逆向歧视的亏。 诺特博姆是一位荷兰作家，但作品是欧洲的，眼光是世界的。他早年曾做过旅游杂志编辑，对于欧洲了如指掌。他未曾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会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所以走遍全球都不受阻碍。除了是小说家之外，他还是游记作家，著有《绕道去圣地亚哥》这样的游记作品。 他的视野长阔高深。作品中能信手拈来地调侃欧洲语言的多元。 “你们的词语一跨过莱茵河就变性了。月光一照到斯特拉斯堡，就变成了女性，时间变成了男性，死亡成了女性，阳光变成了阳性。”（《万灵节》）

他也洞悉欧洲各国不同的“国民性”，比如荷兰平地文化使得国民“清晰”，简朴，但“缺乏深度”。德国人总是在“寻找隐密的山洞，黑暗的森林，阴暗的山谷，茂密的山坡，怪不得这个地方到处都是瓦格纳式的迷雾。”他能从等红绿灯和高速公路上开车这些小事的做法上，分辨出欧洲人的共性和差异。我曾听过专门讲述欧洲旅行的作家里克·斯蒂夫斯（Rick Steves）讲他眼中的欧洲。他说国家、欧盟和大欧洲，都在不同层间上影响人对自己归属的认知。这种多重影响，有时候重合，有时候冲突，其复杂不是到此一游的外人能把握的。

对一些历史事件和现实，诺特博姆给出只有一个欧洲人才能有的深刻解读。柏林墙的倒塌，在美国和其他很多地方，被简单地标签化处理，仅被视作冷战中西方的一个胜利。美国人看欧洲，就好比小布什说的那样：“我不玩精细区分”（I don’t do nuance). 而诺特博姆给我们看到的，恰恰是各种精细区分。比如东德人感到被忽悠，西德人感到被占便宜。整个德国人觉得自己辛辛苦苦挣的一些钱，被“见钱眼看”的希腊人、意大利人、波兰人、捷克人瓜分了。诺特博姆是当代欧洲发生深刻巨变的见证人和解说者。他让我们看到欧洲人眼中的欧洲。

写作上，诺特博姆被视作和卡尔维诺、纳博科夫的同类。他的小说属“思想小说”，思辨色彩浓厚，是那种你会动不动拿出小本子上几句的小说。其小说情节很难出彩，而大众多喜欢看些拿起来就放不下的精彩小说。所以他是文学界小圈子的熟脸客，却是大众市场的陌生人。

诺特博姆曾在天主教寄宿学校读书。后来虽然没有做成修士，但是每部作品中几乎都有修士，作品也有修士般的反省特质。他喜欢思索灵与肉的争战，和现代生活内在的荒谬与矛盾。 他关注时间、历史、文化建构与解构。他善于将现实和历史关联。人们将欧美相比的时候，总喜欢说美国没有文化。可是欧洲人的“文化”是什么样子？ 诺特博姆的作品中有不少答案。

诺特博姆写小说的方法也奇怪，他向采访者透露的创作方法，几乎是小说创作教授的反面教材： 或许受旅游和水手经历的影响，诺特博姆写的小说预先没有规划，写到哪儿算哪儿，开始可能只是一个意象、一句话。例如在《真相与表象之歌》中写道：“一个人坐到桌子边，突然想到了一个句子：上校爱上了医生的妻子。” 看过《早晨从中午开始》的朋友可能还记得，路遥写小说，事先的规划工作做得都很细才去下笔，人物的基本性格和形象， 大致的情节、开头和结尾，小说家事先都一一计划好。福克纳也是这样，他的墙壁上都写得密密麻麻的，《寓言》的创作中他都规划到了每一天。这类作家，就是突然一下死了，精通其风格的他人去续写，说不定都能写得八九不离十。

不过他的独特写法其实也不独特， 可能他说的只是灵感起点。福克纳说他写《喧哗与骚动》，起点也只是一个穿着花裤衩在树上的女孩。 《大河湾》的起点，是奈保尔访问扎伊尔时导游让他看到的他情人及其丈夫住的屋子。这都是1%的灵感而已。而那99%的汗水，则流淌在长年累月的细致观察，和挖煤一般的人性探索之中 —— 在这方面，作家们向来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

诺特博姆和中国有缘。他的第一部小说《菲利普与他人》，写的就是主人公在欧洲寻找一位中国女郎的故事。2010年还来过中国，和作家毕飞宇对话。他很关注他的作品在中国被人接受的状况。他的作品有部分曾在中国出版，如译林曾出版《仪式》、《万灵节》、《流浪者旅店》。花城出版社出版了《绕道去圣地亚哥》。但总的来说，知道的人还不是很多。近十来年，他几乎每年都在诺奖榜单上，呼声从来都不是最高，但是一直出现，就好比一个年年应试却岁岁落榜的老考童生。 或许大家可以读上一读他的书，看看长期被视作具备诺贝尔文学奖潜质的欧洲作品，到底都长什么样子。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