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生计未必是问题的关键，既然大家不以文学翻译为正业，那说明还有别的谋生手段，也不会饿死，顶多是发发牢骚。更为严重的问题，可能还是孙先生微博上曾经引用的尼采的话：“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

 

长期凝视纯文学作品深渊，有时候会伤害自己。今天晚上，和一群朋友说起孙的去世，有一个新来的朋友，不知道我也做翻译，无心中评论说做外国文学翻译的人，有过去中国士大夫的一些心态，又面临外来价值观的冲击，容易纠结，容易出事。有些道理。另外，有时候译者接触的作品，对人性挖掘过深，钻进去里面一片黑暗。这些作品潜移默化地给我们洗了脑，让我们用一些新的眼光去看待周围的人和事。不同眼界之下，你会看到其他一些人看不到的东西。周围的一些规则也不再对你适用。这都会影响我们和周围世界的关系。这种影响未必都是好的：几年前我翻译福克纳一作品，就深受其苦。我甚至找不到一个精神上的支持者。请我一个过去经常帮我的老师帮我，她说作品太黑暗，无法面对，拒绝帮我。我只能硬着头皮孤独地做。这中间家里又发生了很多事，投鼠忌器，不好解决，亦即文学家常提的无解的human condition，和翻译遇到的问题相互穿插，彼此强化。内中情况，我这里没法说。有过体会的朋友我不用解释，没有过体会的朋友我解释了也没有用。那段时间，我也得了严重的忧郁症，特意关注了很多和此事有关的报道。无他，只是寻求办法，自我治疗而已。孙发生的事，我既震惊，又理解。大家的心路历程，相信有一些相似处。我理解了海明威为什么会写《丧钟为谁而鸣》，因为人类处境有不少雷同处。

 

此刻我只愿孙先生在天之灵安息，不再经历煎熬。

 

孙先生的去世，估计也不会对翻译中的怪现状有任何改变。因为忧郁而自杀的人里面，有工人，农民，大学生，绝望农妇，和媳妇争吵的老人，高校团委书记，还有因为害怕组织部调查而跳楼的官员...我甚至不想去呼吁人们因为出现了孙的事情，就去额外关注这个行当。

 

关于翻译，值得反思的，是外国文学大批量的引进，要不要缓慢一点？没错，从业而称职的人并不是很多，本来就制约了引进的速度，但实在不应该再鼓励奋斗中的年轻人去做文学翻译，这对他们的人生不负责。出版社也没有必要为了“码洋”，求新求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 看上去是挺热闹，其实多为泡沫。例如最近的奈保尔来华，多少的喧闹？结果他不过是被夫人提着线的木偶。麦家说他讲的话写不上一张A4纸。可是人家宁可花大钱请他坐头等舱来华，豪车接送，几万块一晚上的宾馆。动静都不小，结果是贺拉斯说的“大山临褥，产下老鼠”。当然这中间的商业奥妙，或许也不是我们这些千字80的译者所能领悟的。这是另外的话题了。

 

或许孙先生的去世，更应该增加人们对忧郁这个问题的了解。女性得忧郁症的人更多，但自杀的反倒是男性忧郁症患者多一些。这到底是什么缘故？或许《愤怒的葡萄》中有段文字能说明问题：

 

“Man, he lives in the jerks-- baby born an' a man dies, an' that's a jerk-- gets a farm an' loses his farm, an' that's a jerk. Woman, it's all one flow, like a stream, little eddies, little waterfalls, but the river, it goes right on. Woman looks at it like that. We ain't gonna die out. People is goin' on-- changin' a little, maybe, but goin' right on.”

 

这段文字是说，男人的一生，是一愣子一愣子的，不像女人，如同流水一样，是柔软、流动而绵延的。一愣子一愣子的男人更容易折断。

 

我和夫人说起此事。她说最近看了一国内调解节目，上面也说到了一个得了忧郁症的人。调解者总结，此人忧郁，乃是因为他的自私、狭隘等等原因造成。挪去这些性格缺陷，问题自然解决。

 

我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节目在流行，它们不过是在验证流行的谬误。不是的，有时候，得这样病的人，恰恰是因为太过善良，替他人想得太多，直到自己最终扛不住，于是轰然崩溃。刚去世的影星罗宾 威廉姆斯就是一个好人。据片场一个工作人员回忆，生前拍片的时候，总是每次都让片场雇佣几个无家可归的人。好人更难做。那些自私狭隘、没心没肺、可以完全不顾他人感受的人，他们才不会得忧郁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