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份上海书展异常热闹。奈保尔来了。我在得克萨斯，只能远远地从网上观看奈保尔在上海的各项活动。 

 

好在奈保尔适合远观，不宜接触，否则小心被骂，或者成为原型。作家写作需要素材，兔子也吃窝边草。福克纳把小镇上的人都得罪光了。奈保尔也是。能让奈保尔看顺眼的人还少。 印度教徒、伊斯兰教徒他一一数落。他贬低出生地特立尼达，在殖民宗主国也俾倪一切，自称比周围人都聪明，连牛津都让他感觉乏味。他被封爵士，却不是什么绅士。他嫖妓，伤害情人，虐待老婆，根本瞧不起女人，尤其跟女知识分子过不去：认为女作家没有人写得过他，还和女编辑戴安娜·阿黛尔交恶。阿黛尔情绪低落的时候，便自我打气说：“至少我没有嫁给奈保尔。”

 

上海的活动中，很多问题是奈保尔的夫人抢着回答。她的夫人自称和他生活了20多年，奈保尔心里想什么她都能代表。这真是活见鬼：一个贬斥女性的作家，到头来要被夫人“代表”。我更希望听到奈保尔自己的声音，即便只是只言片语。这位强势的夫人，会不会是看奈保尔体弱，强行代表？有朝一日，奈保尔会不会像老年托尔斯泰一样， 受不了女性的吞没，要逃出去，哪怕冻死？

 

奈保尔在上海，不少记者读者觉得他精力不济。前一阵很多人讨论外国作家如何风度迷人，中国男人如何形象不佳，或许抬高了人们对于作家风度的期望值。当他老迈地坐着轮椅前来的时候，媒体普遍感觉失望。谁叫你放着他的心灵不顾，眼光穿不透作家的外表？

 

好了，能不能别去说男人的老迈与衰弱 —— 人都会有这一天的。不同的是，有的人曾有过亮瞎我等双眼的才华。奈保尔的句子避开了所有的陈词滥调，洗炼而清澈。他才华横溢却精雕细琢，一天只写几百字。精致算不了什么，关键是他聪明。他认识那些黑暗之心，并能再现出来，让你惊愕。他不代表任何利益。他是作家中的作家。他为了写作而存在。 他很小就相信自己要当作家，一条路走到黑然后再到东方大白。

 

我们几个人能这么坚持的？七月份我曾回国，听说奈保尔八月要来参加上海书展，新经典问我能否参加。不巧，那时候正好是我们学校预备开学，工作繁重，无法抽身。说白了是在饭碗和爱好之间讨生活。人生苦短的困境大家都是有的。我们何尝不希望有三个人生？ 一个工作，一个翻译，一个玩耍。没有，于是便凑合者三个一起来，才能精力都不足，于是就不成器。 我们成年期是八十年代，我们中多少人做过作家梦啊！后来又一一放弃，陆续进入了漫长、灰暗、面目模糊的中年队列。 奈保尔打翻了我们心里的五味瓶。或许我们挥霍了才华，我们把我们对于人生的观察，浪费在形形色色的网络文字上。 奈保尔去刚果只不过36小时，可是他每一个观察都不浪费，全写进了《大河湾》（原版为《河湾》）。

 

耀眼的才华，是真正搅动我们内心的东西。奈保尔是天纵其才，但曾来路漫长。他最大的梦想是通过写作成名，但也曾落魄。《大河湾》出书后，代理说书中提到了早期诺贝尔奖获得者、罗马历史学家莫姆森，想当然地认为莫姆森的名字会吓走读者，他判断此书太“知性”。奈保尔抱怨他“一年的劳作，只赚来区区25,000美元的收入。”书大卖后，他抱怨代理没有向他致歉，而他也痛快地炒掉了代理，并在2011年的《大河湾》序言里记上了一笔。我委托《东方早报》的石剑锋先生告诉他，翻译他这书，一年都不止，收入连“区区2500美元都不到”，但愿这么一比，他能感受好些。他回答说：“那还是当作家划算些。”

 

把《大河湾》理解为一“知性小说”，或者是贴上“后殖民主义”标签，都是偏颇的。它可以从很多角度去解读。在客居他乡的现阶段，《大河湾》给我的印象是漂泊者的故事。当今小说“跨文化”、“跨国界”的主题比较流行。瑞典学院前任秘书Horace Engdahl曾称美国文学太孤立，甚至“孤岛化”。这种跨文化跨国界的生存越来越成为现代生活的现实。

 

可是在这样的生存里面，人是无根的，漂泊的，甚至像《大河湾》里的水葫芦。奈保尔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古往今来，有多少围绕着故乡的文字，这些文字里浸透了乡愁。奈保尔则反其道而行之，他看出了故乡的不确定性——故乡并不是一个不变的存在，一切都在变：“我们已经没有了退路，没有了我们可以返回的地方。”我们都成了外部世界造就的产物。小说中故乡的幻灭是所有人的共同结局：萨林姆，马赫士，舒芭，神父惠斯曼斯，因达尔，雷蒙德。其他非洲人则周而复始地从建设到毁灭，从毁灭到建设，然后再到毁灭。这漂泊中的幻灭和虚无是共同的：“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这个星球的远景，还有它上面的芸芸众生——他们迷失在时间和空间之中，却永不停息地奔波劳碌，可怕的劳碌，无谓的劳碌。” 

 

那么希望何在呢？不知道。文学只负责提问。当然它也给你开“天眼”：看过这样的书，你再去回味自己作为湖南人在广东，北京人在纽约，或是安徽人在得克萨斯…我们都是异乡人。《大河湾》让我们在小说人物中间对号入座。这是洞见而非先知先觉： 人类的困境，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代，多少有些普适性。作家的使命，是帮我们看到这些处境。

 

奈保尔帮我们怀疑人生。这很必要。这是“看”（look)与“看见”（see)的区别，也是行者和作者的区别。人行万里路，走过几十个国家，不去“看见”，不过是匆匆赶路。奈保尔在接受《巴黎评论》的访谈时说：“人可以过着非常简单的生活，是不是？可以困在一个地方，可以不用思考。当你开始思考、开始受教育、开始质疑的时候，你才可以进入世界 —— 不然的话，你的世界再大，眼界也狭小。”确实，生活在美国，我看到四周一个个的肥皂泡。人们把自己包裹在里面，不出去，也不想出去，更不想思考。”奈保尔要我们思考，要我们反省，否则他说我们活着和一只狗有什么两样？但愿我们不要做这些：奈保尔笔下讨狗粮的狗，或是王小波笔下的种猪和肉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