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钱学森去世后，钱伟长先生也去世了。每回有这些大腕级的科学家去世，总会引发一些关于今不如昔的感慨。因为这些大师走一个少一个了。人家那个时候，如此这般。人家老北大老清华还有西南联大，怎样怎样。你看如今，唉，这大环境，这个样子，有什么法子？大家“唉，唉”地长太息，或上网留言表示“无语”。

去年杨宪益老先生去世，也有人这么在感叹，说大师都统统死光了，没死的也就要死了，怎么办？

能怎样? 人都是要死的，大师也不另外。

尊重逝去和老去的大师是可以理解的。从社会的视角去看，而今的社会对于大师，尤其是已经过去的大师格外地敬重，对于在炉子里正在打造的未来大师却未必有什么耐心。有的知识分子老的时候，有了名利，于是大家继续上前，纷纷追加名利，而一些中青年知识分子，负担最重，生活压力最大的时候，却乏人问津。或许是要等到他们死了，大家再去缅怀。

俗话说：生前一粒豆，赛过死后祭猪头。而今的社会，概叹大师一个个逝去的有什么意义？倒不如给现在的一些知识分子多创造条件。另外他们自己也得争气。今日的大师，也就是过去时代走过来的一些普通知识分子，肯去钻研学问，他们的时代未必就比我们更好，其知识结构未必有今人健全。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人类是生生不息的。今人不以环境为借口，肯去发愤图强，未来还会有大师不断涌现出来。老是牢骚满腹，未来的大儒就成了犬儒 —— 这差的可不只是一点。

说到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常有人说，三十年代是最好的年代，或是说：八十年代是最好的年代。当然你也可以说春秋时代是最好的时代，魏晋是最好的时代。这些争论，就好比讨论论关公和秦琼谁的武艺更高一样没有多少积极的意义。大家各尽所能，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把2030，2040年代，变成最好的年代，才有更大的价值。

当然，这又是一个关于”改变世界“的话题。记得前几天，我在家说起人必须有”改变世界“的观念。

女儿在边上听了，问：”你是不是说‘改变世界’？“

我说是啊。

她说她们学校的老师誓言（teachers' pledge)里头就有这么一句话：我们改变世界吧，每次改变一个学生（Let's change the world, one student at a time. ）

所以我们也应该向社会呼吁，不要去责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不要责怪社会环境，而应该一起说：我们改变世界吧，每次改变一个人，我们自己也包括在内。

原载于2010年8月8日《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