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桐城，那里注重文化，也成就斐然。过去就有“五里一进士，隔河两状元”之誉，号称文都。但是而今经济挂帅，文都寂寞多年。不想再一次名扬全国的时候，是殡葬改革中的砸棺丑闻。

 

这事让我五味杂陈。安庆乡风风俗有不少不合理之处，对此我将另文讨论。在道理上，我也觉得改火葬是好事。回到老家， 青山之间忽然看到东一个西一个坟头，甚至就在活人屋子不远处。现在经济条件好了，有的人还用水泥浇灌，不同于过去上面能长草“托体同山”的土坟。当然每一个子孙都会觉得这坟非常重要，问题是合起来东一个西一个，就非常凌乱，也使得过去的山、地，被坟地弄得支离破碎。上坟导致火灾确实经常发生。去年腊月，我们老家就以为上坟引发大火。本来，本着对子孙后代负责的精神，改火葬统一建公墓大方向是对的。我上网和老家同学说到此事，发现其实支持火葬的人很多。

 

为什么这样原本有不少人支持的的事，最终也能被搞砸？此事执行当中，干部带人闯入民宅，野蛮执法，搜出棺材来砸、锯，则是以一种不文明替换另外一种不文明。比如英国《卫报》报道安庆砸棺丑闻时就称，当地官员的做法对老人心理影响很大，有的锯棺是当着老人面做的。改革蛮干，结果闹出了人命，安徽民政部门还说和殡葬改革无关。不应该再睁眼说瞎话了，应该及时承认做事的错误，安抚群众。

 

另外，千万不要在砸棺之后，借火葬、公墓敛财，这样恐会引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很多人和我的第一印象，是“魔鬼在细节中”，是当地官员缺乏系统思维，办事粗暴，所以好的改革也能做成了坏事。但我觉得此事更需要吸取教训的，是任何政策，都应从改善社区和谐的角度出发，不能绑架家人来达成行政上的目的。在我看来，砸棺丑闻中更可怕的倾向，第一，是官员为了执行某政策，擅闯居民家里，强硬执法。他们凭什么私闯民宅？这种事情只有战争年代，敌对国的军队才会这么做。

 

第二，是官员为了快出政绩，丝毫不顾人伦。在这次激进改革中，各种宣传材料要求“党员干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一些人为了不拖后腿，主动拿出自己父母寿材销毁。我听说有的家庭被“积极”的儿子交上寿材之后，老父亲气得当场发病。有什么政策重要到需要破坏家庭和谐？这和文革期间鼓励儿子背叛“反动”、“右派”家庭有什么两样？但是相关的宣传材料，戾气十足，动辄要追究违反规定的子女的责任，也把子女逼得无路可走，只能就范，而代价是败坏了家庭内的关系。这个负面社会影响，远比烧几次山要严重。

 

这事慢慢来怕什么？我在美国高校曾经遇到几次项目终结，比如某个专业被砍掉的事。我发觉他们的做法，通常都是自然结束（“teach out”）,就是不再招新生，而只要一个老生的课程没有结束，哪怕只有一个人，也按照过去招生时的许诺继续教完，或是在争取对方同意的情况下转到其他专业、学校。其实土葬改火葬的事情也应该这么人性化一点去做。让现有老人的棺材用完，以后再不允许添置。我和桐城同学说到此事，有不少同学认为，这事可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过渡。如果时间拖长一点，也就是说，花上几年哪怕十年二十年时间，慢慢让火葬成为主流，老人看多了，渐渐习惯，也会转变观念的。就是民国初剪辫子，也不是“一刀切”。辜鸿铭和张勋，不都还留着辫子？最后不合时宜，自然留的越来越少，最终彻底成为历史。这事需要时间，不能搞一刀切。从土葬到火葬的移风易俗，你可以视作一种“革新”。革新的推广，需要时间，需要渠道，需要宣传。其间人群自然会分化为创新者（innovators)、领先者(early adopters)、早期大部分(early majority)、末期大部分（late majority)、落后者（laggards)，聪明的做法是顺其自然外加有针对性的影响策略。大部分风俗的改变都会遵循这个规矩。不顾他人死活地强推，是不合理不人性化的政策，和当今行政专业化走向背道而驰。

 

我建议官员少看些权谋图书，多看看艾维特·罗吉斯所著《创新的扩散》之类图书，想想看怎样科学地、稳妥地推进一项行政，不至于弄到民怨沸腾。当然，这只是水平问题。比水平更关键的是人有无人心。我又想，都能踩着棺材往上爬搞政绩的人，就是上了哈佛肯尼迪学院学点行政技巧又能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