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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在桐城,那里注重文化,也成就斐然。过去就有“五里一进士,隔河两状元”之誉,号称文都。但是而今经济挂帅,文都寂寞多年。不想再一次名扬全国的时候,是殡葬改革中的砸棺丑闻。
 
这事让我五味杂陈。安庆乡风风俗有不少不合理之处,对此我将另文讨论。在道理上,我也觉得改火葬是好事。回到老家, 青山之间忽然看到东一个西一个坟头,甚至就在活人屋子不远处。现在经济条件好了,有的人还用水泥浇灌,不同于过去上面能长草“托体同山”的土坟。当然每一个子孙都会觉得这坟非常重要,问题是合起来东一个西一个,就非常凌乱,也使得过去的山、地,被坟地弄得支离破碎。上坟导致火灾确实经常发生。去年腊月,我们老家就以为上坟引发大火。本来,本着对子孙后代负责的精神,改火葬统一建公墓大方向是对的。我上网和老家同学说到此事,发现其实支持火葬的人很多。
 
为什么这样原本有不少人支持的的事,最终也能被搞砸?此事执行当中,干部带人闯入民宅,野蛮执法,搜出棺材来砸、锯,则是以一种不文明替换另外一种不文明。比如英国《卫报》报道安庆砸棺丑闻时就称,当地官员的做法对老人心理影响很大,有的锯棺是当着老人面做的。改革蛮干,结果闹出了人命,安徽民政部门还说和殡葬改革无关。不应该再睁眼说瞎话了,应该及时承认做事的错误,安抚群众。
 
另外,千万不要在砸棺之后,借火葬、公墓敛财,这样恐会引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很多人和我的第一印象,是“魔鬼在细节中”,是当地官员缺乏系统思维,办事粗暴,所以好的改革也能做成了坏事。但我觉得此事更需要吸取教训的,是任何政策,都应从改善社区和谐的角度出发,不能绑架家人来达成行政上的目的。在我看来,砸棺丑闻中更可怕的倾向,第一,是官员为了执行某政策,擅闯居民家里,强硬执法。他们凭什么私闯民宅?这种事情只有战争年代,敌对国的军队才会这么做。
 
第二,是官员为了快出政绩,丝毫不顾人伦。在这次激进改革中,各种宣传材料要求“党员干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一些人为了不拖后腿,主动拿出自己父母寿材销毁。我听说有的家庭被“积极”的儿子交上寿材之后,老父亲气得当场发病。有什么政策重要到需要破坏家庭和谐?这和文革期间鼓励儿子背叛“反动”、“右派”家庭有什么两样?但是相关的宣传材料,戾气十足,动辄要追究违反规定的子女的责任,也把子女逼得无路可走,只能就范,而代价是败坏了家庭内的关系。这个负面社会影响,远比烧几次山要严重。
 
这事慢慢来怕什么?我在美国高校曾经遇到几次项目终结,比如某个专业被砍掉的事。我发觉他们的做法,通常都是自然结束(“teach out”),就是不再招新生,而只要一个老生的课程没有结束,哪怕只有一个人,也按照过去招生时的许诺继续教完,或是在争取对方同意的情况下转到其他专业、学校。其实土葬改火葬的事情也应该这么人性化一点去做。让现有老人的棺材用完,以后再不允许添置。我和桐城同学说到此事,有不少同学认为,这事可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过渡。如果时间拖长一点,也就是说,花上几年哪怕十年二十年时间,慢慢让火葬成为主流,老人看多了,渐渐习惯,也会转变观念的。就是民国初剪辫子,也不是“一刀切”。辜鸿铭和张勋,不都还留着辫子?最后不合时宜,自然留的越来越少,最终彻底成为历史。这事需要时间,不能搞一刀切。从土葬到火葬的移风易俗,你可以视作一种“革新”。革新的推广,需要时间,需要渠道,需要宣传。其间人群自然会分化为创新者(innovators)、领先者(early adopters)、早期大部分(early majority)、末期大部分(late majority)、落后者(laggards),聪明的做法是顺其自然外加有针对性的影响策略。大部分风俗的改变都会遵循这个规矩。不顾他人死活地强推,是不合理不人性化的政策,和当今行政专业化走向背道而驰。
 
我建议官员少看些权谋图书,多看看艾维特·罗吉斯所著《创新的扩散》之类图书,想想看怎样科学地、稳妥地推进一项行政,不至于弄到民怨沸腾。当然,这只是水平问题。比水平更关键的是人有无人心。我又想,都能踩着棺材往上爬搞政绩的人,就是上了哈佛肯尼迪学院学点行政技巧又能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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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桥

南桥

1248篇文章 4年前更新

安徽桐城人,现居美国,在美国高校从事课程设计工作,业余从事文学翻译,曾译有《河湾》、《一个唯美主义者的遗言》 、《老谋深算》、《万灵节》、《布鲁克林有棵树》、《两个世界之间:赛珍珠传》、《另类的英雄:萨特传》 、《地之国》、《转吧,这伟大的世界》等。他还是多家报刊的撰稿人或专栏作者。 感谢大家来访。除特别说明外,博客文章均属原创,未经授权,谢绝转载 与引用。如商业性网站或者平媒使用,请支付稿酬(联系地址berlinf@yahoo.com,或在文章后留言告知)。 违者将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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