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年结束，学校搞年终总结，发大奖小奖，名目繁多。我儿子读书字数达到了一百万，学校给发放“百万大奖” ——  一件写有百万阅读量的体恤衫。然后，这一批“百万富翁”们还被老师带到一娱乐中心，玩卡丁车和游戏之类作为犒赏。跑步每跑五英里，就得一小奖。参加的市少儿合唱团，举办音乐奥林匹克，他获得了五个各种各样的奖，我都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他拿奖拿到手软，所以也无所谓，回家到处乱放，我们也没个柜子装，有的就掉地上，被我家那除了月亮什么都啃的狗给啃了。

  

我女儿到这边上学后，成绩也很优秀。一年中数次获得相当于我们当年评三好时的“学习单项奖”（Academic Excellence Award)。期末，学校又颁发年级Best All-around Student奖，这等于是我们的“三好学生”。

 

由于参加德州水平测试成绩优异，她还参加了杜克大学的优才挑选计划（Duke Talent Identfication Program).  参加该计划的学生可在 七年级（相当于初二）的时候参加“美国高考”SAT。只要有一项成绩超过百分之五十的十二年级（高三）平均水平的学生，就可以参加州里的公开颁奖。在州颁奖之前，她已经去市里参加了一次颁奖。我女儿三项都超过了高三平均水平的50%，所以可进入了State Recognition。我那天去圣安东尼奥出差了没去参加仪式，但据说市长督学等都来了。参加此活动之后，我发觉有不少社会机构发信来，要她去参加他们的夏令营，不过费用不菲，我们也就没去了。

 

如果考分超过90%的高三学生，则进入全国的Grand Recognition. 在节目单上我发现，德州很多拿下Grand Recognition的都是华裔的名字。考起试来，华裔小孩真是所向披靡。还有一个初二小孩，SAT成绩机会将近满分，获得了杜克优才计划的奖学金，可免费参加暑期的夏令营，选一些以后可算大学学分的课程。主持人还笑说，以后她想上什么大学估计可以随便挑了。这个小孩也是华裔。

 

有资格参加颁奖的小孩很多，不过德州人口也多。这些小孩能来这里，不算出类拔萃，也是百里挑一。冗长的颁奖典礼上，我看着挨个上台领奖的小孩，发现了一个现象，虽然在德州，墨西哥裔、非裔和白人几乎三分天下，但是来领奖的学生比例和这人口统计比例严重不对等，比如白人占大多数，华裔获奖比例也高得出奇。人口比例非常高的墨西哥裔，获奖者却寥寥无几。

 

我还发现，大部分领奖的小孩都比较瘦。根据我目测的结果，瘦小孩的比例远远高于我们所在学区的平均水平。事实上也是有胖子小孩得奖的，但是比例少很多。为什么瘦小孩成绩好的更多呢？美国青少年肥胖症的问题十分严重。但是该问题和家庭社会经济条件成反比。换言之，穷人家的孩子肥胖症更多。美国教育界几乎公认，经济条件差的学区通常也是坏学区。城市学区（inner city schools)通常是老大难，因为这里低收入家庭比较多。而好学区通常在郊外，因为那是有钱人住的地方。如果将这一切关联起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在颁奖典礼上看到的小孩多半是瘦子了。

 

微观地看，为什么中高收入家庭孩子瘦子更多，成绩更好呢？我想起了斯坦福大学曾经做过的棉花糖试验。1960年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沃尔特·米切尔（Walter Miscel)所做的棉花糖实验。在此实验中，研究者把棉花糖放在孩子面前。如果孩子马上就吃，只能吃一个。如果等15分钟，研究者会多给一个。大部分孩子估计是相信“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看到就拿了吃。研究者在追踪研究中发现，那些等了15分钟才吃的孩子，后来的学业、事业、家庭都更为成功。能够节制自己的冲动，延缓满足的人，往往人生更有成效（另见此文介绍）。美国食物丰富，垃圾食物尤其多，如果控制得少，默认的状态是长胖。低收入家庭的父母忙于谋生，没时间来管孩子，另外可能由于自己教育水平的问题，在方法上也知道得少一些，所以在“延缓满足”等基本素质上的训练得少一些。中高收入的家庭，父母一般更重视孩子的教育，和其他各方面的均衡发展。在家长关注下，良好习惯的养成，有利于身体的健康（比如能保持好身材），也有利于学习成绩。换言之，瘦子和好成绩之间无因果关系(causal)，而具有关联关系(correlational)，背后都是社会经济地位给人带来的机遇的不平等。这自然只是根据目测出来的假设，我希望有人去验证一下。如果我搞错了，我一定会向广大胖子道歉。

 

我来自贫寒家庭，面临中年发福（当然我比汪教授以及我其他的那些腐败的老同学们好一些），所以没有贬损穷人或胖子的心理。我想唤醒人们纠正一些莫名其妙的“正能量”式偏见，那就是富人的孩子一定又蠢又懒，穷人的孩子一般学习优异。我都不知道北上广的教育资源和贵州云南陕西怎么比。教育资源的差别，会使得贫寒家庭的孩子各方面发展受限制，从统计上看，贫寒家庭的孩子教育机遇少得多。

 

我这里的教育机遇不仅指文化课学习和升学，同样也包括更广义的教育资源，比如家长的陪伴，图书馆等社区教育资源。这些因素也一样严重影响儿童的成长。最近我也和在农村小学任教的一个哥哥谈到留守儿童问题。他在教学一线观察到，留守儿童也未必都是勤奋刻苦的励志楷模。恰恰相反，由于缺乏父母正常的管教，爷爷奶奶提供的家教只能说聊胜于无，甚至完全缺乏，对孩子百依百顺。而父母亲则为了弥补不在孩子身边的歉疚，拼命用物质来补偿，哪怕自己省吃俭用。这使得一部分留守儿童反而比城市儿童更喜欢攀比，也更娇生惯养，这是一个非常让人痛心的现象。经济发达地区，父母都陪伴孩子成长，孩子的身心健康和全人教育更能得到保证。例如年轻的父母，会有更多资源，接触到儿童教育的讲座、图书，和可以提供“同伴教育”（peer education)的家长圈子。而落后地区的家庭，则需要额外的努力，才能获取同样的资源。而这一切，都是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外围环境。

 

我希望在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教育资源的分配上，不要再搞“马太效应”，让有的得到的更多，没有的，连已经有的也被剥夺。相反，应该在资源（包括观念、方法）上向欠发达地区倾斜，使得无辜的儿童，不会因为父辈的收入原因，而在教育机遇上被拉下。而在帮助这些教育欠发达地区的时候，爱心人士也不应该仅靠物质补助来献爱心，可能这些儿童的家庭更需要的是方法和观念。这些是可变的，比如提供相关的图书，建立乡村图书室，学校制定阅读计划，让欠发达地区的家长和教育者经由这样的接触，成为教育方法变革的先锋。如果在这些地区，大家观念变了，方法对路了，那么即便社会经济条件相距很大，仍有可能松动森严的阶层壁垒。

 

美国的教育政策和社会机构，一直多方努力，试图打破这种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造成的教育机遇差距。在儿童节到来之际，我也希望这方面，中国尽早努力，避免因为教育机遇问题，阶层日益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