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已经过去很多年，但在最近几年，一些当事人的反省才浮出水面。陈毅的儿子陈小鲁道歉之后，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也公开道歉。但后者的道歉被视为作秀、不真诚。他们的道歉，本应引起更多人的反省，让话语禁区“文革”解禁，让国民反思造就文革的人性要素，这正是多少年来有识之士一直呼吁达到的结果。可是，道歉的人被人穷追不舍，不道歉的作恶者反倒逍遥。我担心看到宋彬彬的舆论遭遇后，本来也想道歉的人都会退缩。至今死不改悔的人，反可天下无敌。千千万万当年或许直接致人死亡的造反派和红卫兵还活着，且可能活得心安理得。这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吗？除非有人拿出证据来证明宋对事实说谎，否则我佩服她道歉的勇气，且觉得应该欢迎。

说到恶的反省问题，著名的犹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一些论述对今天颇有现实意义。作为一个曾经的受害者,阿伦特应《纽约客》之约，去耶路撒冷参与了纳粹头子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阿伦特观察了这个审判之后，从哲学的层面思考了艾希曼的作恶问题。她后来写了一篇颇受争议的文章。和她的恩师海德格尔一样，阿伦特有着一种政治上的“幼稚” —— 她没去考虑到和她自己千丝万缕的犹太群体的感受，没去鞭挞艾希曼和他所代表的制度，而是从哲学角度，思考了人的作恶问题。文章显然“不合时宜”, 阿伦特因此众叛亲离。

但是阿伦特也理性得让人肃然起敬 —— 所有说女人不讲理或是缺乏道德勇气的庸人，看看阿伦特吧。阿伦特让我们看到，是什么样的要素造就的土壤，让恶之花蓬勃生长。阿伦特谴责了被害者群体的不作为。她认为，当时的犹太人缺乏领导力，一盘散沙，而稍具领导力的人，要不选择了不抵抗，要不和纳粹合作。若非这样，整个犹太民族如何在纳粹屠刀下如待宰羔羊？

更为重要的是，她发现了作恶者的盲从现象。她的一个重要信息，是那些在体制内作恶的人，其行动出自思维堕性。在审判席上，艾希曼不认为自己本人作恶，而是因为他需要效忠于当时的制度，效忠于他的工作职责。阿伦特从他身上看到，恶人是一个个凡人脱胎换骨而来，从凡人到恶人的蜕变，乃因凡人拒绝思考，选择盲从，哪怕盲从的是一个不合理的乃至恶的制度。这种平庸的恶其实更为可怕，因为人人都有可能栽倒在这个坑里。文革中民间的恶，便是这种平庸的恶。据我看到的资料，文革结束以后，安徽文化局找到了当年加害严凤英的军代表，此人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但没有悔意，而振振有词。可能也是把当年的罪恶，推给时代。同样，自2013年开始，计划生育制度有所改革，对于该制度的合理性，质疑者也很多。可是在此体系之下作恶者何其之多？在农村，计生干部去超生的人家扒房、牵牛、运走人家谷仓的口粮，硬要断人生路。这种恶，是人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还是二者兼有？

阿伦特给我们的启发，是人之所以为人，乃因我们能够思考，而且理应思考，思考让我们明辨是非、美丑、善恶。如果大家都不去随波逐流，人人都去思考，社会就会有自我修复机制，难以出现大面积溃烂。阿伦特让我们反省人的自由意志的可贵。即使大恶当道，体制内的人，也非毫无选择。德国电影《他人的生活》中，负责监听的前东德特工，就默默地支持着自己监听的对象。不能所有事情都可推给体制一了百了。文革期间，严凤英吞安眠药后，去抢救是选择，去开膛破腹也是选择。好多事情，不是一声“无奈”就可以了结的， 要是我们处处都无选择，如小卒子被人推着走，人活着又有什么意义？

我们现在非常害怕重新回到文革的黑暗年代。听老人说，过去很多加害他人的人，也不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大奸大恶。放在今天，他们或许是很平常的路人甲路人乙。可是为什么在运动中，他们下得了手，迫害自己的邻居、老师甚至家人？要想真正回避类似历史重演，应建立起良好的社会反馈机制，让人可以反省，反悔甚至有机会弥补当年的过错。更需要谴责的，是那些死不改悔，认为自己所作所为均为时代因素的人。但愿越来越多当年的作恶者站出来忏悔，忏悔自己的错误选择。这么做，不是为着清算历史，而是为了拯救未来。公众不能思考，社会缺乏廉耻，集体丧失良知，未来的子孙，注定还会以新的方式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