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行政干预高校管理,导致腐败丛生,效率低下,人才压抑。人民大学招生处处长违纪被查,传闻涉案近亿。一些地方的高校基建项目,稍微查一下,就抓起来很多人。美国西北大学的涂序新博士,是浙江大学“1311计划”引进的1000名学术骨干之一。 2009年,涂博士回国三个月后,自杀了。他在遗书中说:“在此时刻,我认为当初的决定下的是草率的,事后的发展完全没有预计……国内学术圈的现实:残酷、无信、无情。”可能涂博士是刚回国“水土不服”,但即便在体系内玩了多少年的人也未必能对付。2011年3月23日合肥工业大学团委副书记陈刚竞选该校团委书记落败,跳楼自杀。 为了一个团委的职位自杀,这种价值取向让人困惑。但它从某个侧面,让人看到高校行政部门职位奇货可居,争夺激烈。
高校的行政部门如果成天把精力放到争权夺利的事上,让体系内的人都无从接受,又怎能指望他们为教学和科研创新效力?现实情况是,行政不是为教学为科研服务,而是凌驾于其上,成为权力,在高校各领域寻找“寻租”的空间,使得高校环境污浊不堪。我在德克萨斯这里的一高校,也做行政工作,但我发现,我们只是给老师服务。事实上连校长也不能凌驾于老师之上。有人曾问华盛顿大学校长迈克尔·扬(Michael Young),有多少老师给他做事,他回答说,要是你认识觉得自己是给他人做事的教授,请你告诉我。
近日高校去政化再度成为热门话题。在积重难返的局面下,每一个改变都值得珍惜。大学官员不再和行政级别挂钩这是一个很好的改变,值得庆贺。在大规模实施之前,一些“去行政化”试点工作已有所展开。比如南方科大,就是“去行政化”的一块试验田,其办学原则为“教授治学、学术自治”。实施初期,根据其校长朱清时的介绍,学校想拿资源,“办大事”,还得找深圳领导。这种磨合需要时间,朱清时找深圳领导“帮忙”,相对于大事小事都找领导拍板,已经是一个很大进步了。已经好久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不知他们近来怎样。
去行政化的“去”,只是“破”,破了之后,“立”什么呢?例如,学校最高决策机构应该是谁,这个问题需要在高校去行政化中提出来。为了对校长进行有效监督和支持,一些在华设立的高校,如昆山杜克大学,将采用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也有学者建议设立公益基金会来治理高校:设立基金会,管理学校的财源。需要谨慎的是,钱袋子握在谁手里,可能谁就更有可能对于学校的管理施加影响。但愿不要出现“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变成“资本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局面。学校应设法利用理事会或基金会的影响、资金和才能,又不让他们事无巨细来控制办学具体事务。而更高一级的中国行政、立法部门,在脱手不去干预学校具体事务之后,应转变职能,去创造更好的环境,让高校治理环境优化。比如推动建设相关法规,确保高校基金不被滥用或挪用。
去行政化过程中,高校内部将出现新的政治图景,比如会出现院系之间、不同利益之间的博弈。在改革中,也可借鉴其他国家教师议会(faculty senate)之类做法,让内部团体和协调机制渐渐成熟,让管理者兼顾学校不同方面的利益,让学校资金的提供方、高校管理层、教师、学生和公众的不同诉求能够合理、平衡地得到解决。这些方面,国际上高等教育管治的现成经验很多,没有必要再“摸着石头过河”。至为关键的是,学生在学校的管理上往往毫无声音,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局面。应该树立起一切为了学生的意识,让高等教育回到教书育人的正路上。
教育管理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专业领域。去行政化之后的必然之路,也未必就是狭义的“教授治校”,而应该说是“专业者治校”,应该提高高等教育管理的职业化水平。 新的体制下,有人能合理代表教授的利益和声音,即便教授不再治理的第一线,也有可能出现高效率的管治。 “教而优则管”未必是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不是出色的教授,天然都会管理。即便在企业,技术专才转任管理,通常也需要有一定的培训,否则往往不能高效管理。很多教授,并不擅长治理和管理,或者对此毫无兴趣。为什么教授需要去管学校的营销宣传?为什么教授要去管校友赞助这些事务呢?为什么教授要去处理招生的日常杂务?很多高校的错误,是把一流的学者提到管理岗位上,这样分散了他们从事教学或科研的精力,使其不能更进一步发挥所长。与此同时,他们又未必能合理争取和运用学校资源。
最好还是有一批职业的高教管理人,主管高校的不同岗位,让高校高校运转,为学生、为教学科研服务。这需要经验积累,但是中国企业职业经理人的兴起,或者说原管理人的职业化,也不过是近些年发生的事。但愿教育界的管理者,可以在职业化上多下功夫,一门心思做教育,而不是把高校当跳板,谋求日后从政。教育管理,本应该发展成为一条职业发展的通衢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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