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代尔就学于牛津、剑桥，学识渊博。他曾在英国贵族约翰·沃尔什（John Walsh)家当孩子的家庭教师，他位卑而志大，曾对一位做客的神甫说道：“如蒙上帝眷顾，多活几年，我要让扶着犁的男孩，都比您更懂圣经。”当时天主教不允许翻译圣经。田代尔只得跑到欧洲大陆，在那里翻译，然后偷运回英国。英国教士阶层十分愤怒，买下他翻译的圣经当众焚烧。 

冒着这么大风险去翻译圣经的人，一定是不愿苟且的极端理想主义者。田代尔遭遇重重困难时，有“爱美人不爱江山”之称的英王亨利八世，因和皇后凯瑟琳离婚，与教廷闹翻。他曾考虑以国王名义，把田代尔招到身边，当御用学者。田代尔没有同意，说要等圣经翻译合法化之后才会回去。田代尔后被所谓朋友告发、被捕。教廷以异端邪说的罪名将其治死，还把他的尸体绑上火刑柱焚烧。但他死后两年，英文译本获准在英国发行。田代尔的译本，也成为后来钦定版圣经（King James Version of the Bible)的主要依据。

教廷为什么会因圣经翻译和一个学者过不去？这动机不难理解。如果每一个普通人都能看懂圣经，教廷的权威何在？圣经的翻译和平民化，为英国国教从天主教的分离创造了土壤。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已经不是单纯的文字转换，而能挑战现状，另辟一方天地。 从古至今，翻译总是充满使命感的一种社会活动。

历史上翻译影响社会的事比比皆是，这种影响经常是摧枯拉朽，深及灵魂，让人开眼界之后换脑筋。人活在一种生活、一种文字里，思维形成定势，翻译带来另一种文化下的革新观念，甚至是全新思维模式，让人惊醒，脱离思维窠臼，发现新的思考与表述的可能。思维一旦改变，就难以复原。 

马萨诸塞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玛丽亚·铁木志科(Maria Tymoczko)对翻译在社会改革中的作用，有诸多研究，她曾著有《翻译和权力》（Translation and Power)、《后殖民写作与翻译》（Post-colonial writing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等著，以及《翻译和政治参与》（Translation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等文章。她还曾为《麻萨诸塞评论》约了一些作者，专门讨论翻译与社会变革。这些文章后来结集为《翻译：伦理、意识形态和行动》 出版。这本书说到了各地翻译带来的社会变化。如拉美西班牙殖民地独立和翻译的渊源，圣经翻译和亚马逊华欧拉尼族土著的驯化，蒙泰·罗洛巴托（Monteiro Lobato） 的翻译和巴西的现代化等。

书中肯特州立大学教授布莱恩·詹姆斯·贝尔(Brian James Baer)的文章《文学翻译和苏联知识阶层的建构》 ，让人读来很受启发。 我们不妨以此文所描述的苏联文学翻译为例，看文学翻译如何展开社会参与。

贝尔文中说苏联因为疆域广阔，境内就有很多语言，所以苏联的翻译有两种，一种是那种宣传翻译、爱国翻译，在苏联国土内的各种语言中转换，以示全国人民大团结。这种翻译虽然也有其促进沟通的作用，但也有一些，在现代化和一体化名义下，消灭了当地的文化，让文化的多元受到了打击。

而另外一种翻译，则是比较纯粹的“艺术翻译”，亦即文学翻译，这是从欧洲大陆等地，介绍文学作品到苏联。这种译介未必都能出版，所以也称“抽屉翻译”。苏联长期文化政治化，而芭蕾、象棋和文学翻译这些艺术，稍微“中立”一些，发展得比较好，这也是这些领域苏联人才辈出的一大原因。

但是风险依然存在。1968年出版的《俄罗斯诗歌翻译大师集》序言中称，“在原文写作中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俄国诗人们…用歌德、莎士比亚、奥尔别利阿尼 、雨果的语言，像读者说话。”这种表达，导致苏联当局十分愤怒，这句话被下令删除，相关段落改写。书当时已经印出，这么做，导致出版商损失惨重。

这个事件如一个注脚，说明苏联文学翻译和当局之间存在较量。在苏联崇尚集体英雄主义和社会现实主义的氛围之下，文学翻译从其他地方引进文学翻译作品，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要引进与当时意识形态和审美趣味相左的“普世价值”和“世界文化”，与当时“乏闷、强调政治和阶级的官方文化”并存，甚至对其产生冲击。由于这种较劲和审美的差异，翻译文学在苏联比原创文学更受欢迎。有趣的是，同时期，这些“普世价值”，在欧美面临解构和嘲讽。在苏联，却成了建构的、正面的力量。 这种情形和当代中国惊人地相似。很多被美国知识分子视作中产、庸俗的“主流价值观”，在现今的中国，却还是人们追求的对象。这种反差，不是价值观本身有什么错，而是社会发展尚存在差异。人吃撑了有吃撑的苦，饿肚子有饿肚子的苦。

 在高压的环境下，文学翻译成了无声的抵抗。由于翻译的特殊性质，不是在原创，当局不能抓到译者什么把柄，多半情况下无计可施。和我们的“春秋笔法”一样，高压统治产生了“伊索寓言”式语言，形成苏联主流文化之外的“第二文化”。很多苏联作家，利用这种特殊的手段，抒发自己的苦闷或不满。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 此剧中王子哈姆雷特的忧郁和彷徨，也是三四十年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心情写照。隔着时空，去翻译关于一个北欧王子的剧本，是比较安全的做法，也是帕斯特纳克这些作家心情的一种宣泄。后来在《日瓦戈医生》里，作家借着日瓦戈医生之笔，再次把哈姆雷特带进作品之中，这是一种巧妙的携带私货。

这种携带，读者心领神会—— 当帕斯捷尔纳克翻译的《哈姆雷特》获准上演时，观众听到“丹麦国土酝酿着腐朽”时，观众掌声雷动。在这种译本和读者的互动之中，译者译的是丹麦，读者听到的是俄苏。审查者对于这些潜台词也无法捕捉干净，或者是干脆无从识别。文学翻译所传承了一种“对传统高雅文化的孜孜以求，注重复杂与创新”，这种活动，保全了知识分子的节操，也让其在才智上高当局一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瑟夫·布罗茨基曾在苏联被审判，法官问他的职业，他说他是诗人和诗歌译者。法官问：“谁规定你是诗人的？谁把你列入诗人名单的？” 布罗茨基反唇相讥：“没有人。是谁把我列入人类的名单的？”

文学译者本身也是知识分子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中间很多人懂多门欧洲语言，才华横溢。塔吉杨娜·格列迪奇在被逮捕后，在克格勃的监狱等候审判期间，居然能凭记忆，翻译起拜伦《唐璜》的起始部分。她的审问者也为之大为惊异，给了她一个单间牢房，并给了她一册《唐璜》和一本字典，让她完成了翻译。出狱后，她的译本被出版，首印即为10万册。另外一个译者伊万·利哈乔夫，也凭着记忆，在坐牢期间完成了波德莱尔《恶之花》的翻译。

因为这些译者对艺术的孜孜以求，苏联的文化没有死绝，没有和世界文学断裂，创作的生态也未遭到完全破坏，所以在苏联时期，俄罗斯文坛仍群星璀璨。帕斯捷尔纳克和布罗茨基等巨匠，甚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享誉世界文坛。

苏联的解体，发生在八十年代末。貌似一瞬间，一个庞然大物轰然倒塌。在此之前，文学翻译冲击了苏联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这个过程漫长、艰难，如同一个“日拱一卒，不求速成”的马拉松式游戏。到了最后，由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被消解，苏联解体成了顺理成章的结果。 可惜革命的敌人往往是革命的成功，到如今，苏联年轻人反不稀罕先辈当年钟爱的高雅文化和鸿篇巨制了。

铁木志科在《翻译：伦理、意识形态和行动》的前言中感叹，翻译成了“反对审查、文化压迫、政治占领、和身体胁迫的手段”，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催化剂。”文学翻译引发的不止是“文化之间”（Intercultural)的交流，也回引发“文化内部”（intracultural)的交锋。文学翻译本身是一种社会参与。 贝尔和铁木志科等人的研究，使得翻译研究别开洞天，不限于文本之间的对照了。在一本关于圣经翻译的文集《翻译圣经：问题与展望》 中，我看到了英韩译者Y.C. Whang，也提到了铁木志科，讲到了她注重翻译的社会背景这一思路。译者不是机械的文字搬运者，他们无时不在做选择：翻什么书？给谁看？想达到什么效果？怎么翻？宏观的选择和微观的取舍，无处不在，这也是这个领域研究起来无法穷尽的奥妙所在。可惜铁木志科的集子里没看到论述中国翻译和社会变迁之间关系的文章。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大量译介工作，对于社会文化产生的冲击，不亚于书中所述的任何一种影响。但愿我国翻译研究界，也能从新的视角，去认识翻译和当时社会的互动。 

图片说明：

上图为田代尔，下图为帕斯捷尔纳克

《书城》2013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