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本叫《艾比林今昔》的书里，我看到，艾比林出过一个女作家，曾经如一颗新星，前途不可限量，后来不知所终。这位女作家碧斯利(Gertrude Beasley)，写的第一本也是最后一本书是《我的前三十年》，这本1925年出版的回忆录曾被门肯(H. L. Mencken)称作“最好的成长图书”，也是“对美国南方穷苦‘白人垃圾’真诚、写实的描述”。书的开头写道：“三十年前，我躺在一个女人的子宫里，我在一次强奸中产生，被一个不情愿也不驯服的母亲怀着，后来终于冲出子宫，来到一个我要不鄙视、要不同情的家庭里。”她忠实地写下了兄弟姐妹们的各种不堪人生。由于描述过于大胆，包括兽交，回忆录在多地被视作禁书，被人买的可能还不如被人烧的多。她在书中也丑化过故乡的一些人物，尤其是某些得克萨斯名流。从欧洲回来后，她到了纽约，随即消失。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在乎，除了一对在图书馆上班的夫妇———他们出于本地自豪感和职业习惯，一直在追踪她的去向。踏破铁鞋访得她的行踪时，发现她已经去世。死在了疯人院。为什么会被带进疯人院？为什么不能再回到故乡？还是不愿回来？也无从知晓。她的人生定格在她唯一的一本书里。

碧斯利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清楚看到，人生不值得体验，但我也清楚看到，人生值得书写。”这话很悲观，不过人生和创作的关系真是如此。很多作家笔下的小城，活在其间兴许单调乏闷，让人窒息，让人痛心，但一旦写下来，这些地方就起死回生。读者可以远远地看着，想着一些本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发生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他人的生活里，这是悲剧上说的宣泄。不管这世界怎么喧嚣，人与人彼此如若孤岛，受制于彼时彼地的感官接受。想象可对其揉捏，让其变幻不定，出现新的色彩。

同样写故乡，同样来自艾比林，作家格林(A. C. GREENE)的心态却截然不同：“一个人揣着收获，自豪也罢，嘲弄也罢，总归要还乡，否则他的成就感就要大打折扣。人未必永远爱自己的村庄，可是也无法毁灭它。因其载着自己，村庄也变成了我们个人的村庄了。”

两个作家的境遇和姿态，没有可比性，只不过不管他们跑多远，故乡总跟着他们，他们也乐于去书写。对于碧斯利来说，这也是她唯一的自豪与满足，哪怕后来她这个乐趣也被剥夺。写字的人，说起来千姿百态，但大多揣着各自的寂寞，借助文字，试图问候各自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