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城市也是一样。由于发布新书《及格主义》，我最近在上海和北京参加了一些活动，接触了一些中产家庭和他们谈论教育。我听到的一个普遍的抱怨，是孩子成长太孤独，没有人玩，到了暑假，通常是孩子自己抱着一个智能手机、iPad玩，要不就自己补习个什么课程。这还只是人口政策弊端的一个现象。在上海这些城市，人口越来越老龄化，由此造成的社会问题，用俗话来说：苦日子还在后头。 

最近，搜狐财经就人口问题，采访了清华大学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王丰说到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家庭养老基础脆弱这些我们迫在眉睫的问题，也表示，独生子女政策对中国的影响不止一代人，现在所看到仅仅是开头。他甚至认为，历史对人口政策的评价，可能会超过对文革和大跃进。

2010年英国环境与发展专家弗莱德·皮尔斯（Fred Pearce)写了一本书， 《未来的人口崩溃》（The Coming Population Crash)，书中称，包括多生多养的老牌天主教国家在内，人们的生育越来越少。其原因有很多，可以说是“计划生育”政策刻舟求剑，已经跟不上生育观念和模式的社会变化。而今避孕手段便捷，性爱和“造人”分离，人们注重享受生活，视繁衍和养育为畏途。在全世界，年轻女子上学上班已为常态，晚生晚育不用政策鼓励也会自然发生。现在美国同性恋婚姻又被合法化了，也一样可能加剧这一问题。从俄罗斯、英国、西班牙、澳大利亚到日本，由于老龄化的问题，各国政府正在鼓励生育。

中国是人口控制最极端的案例。根据2000年的人口统计，上海妇女的平均生育数为0.7，有一些城市，如佳木斯市，更低至0.41。王丰先生所称的“影响不止一代人”危机确实存在。人们有的开始在心理上被“计划生育”，就是政策放开他们也不愿去生了。在观念上，“社会扶养费”所象征的“社会负担”观念深入人心，子女渐渐被视作“负担”，而不是当代美国人和传统中国人所认为的 “祝福”。在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国家，华人生育率也在下降，比如在新加坡，华人妇女的生育率为1.1，远低于马来妇女。

人们对于计划生育政策意见极大，但是有门路的跑香港生或是国外去生，更多的人在感叹和悲愤中无计可施。老百姓是很善良的，很多人也认识到这个问题改起来不容易，哪怕不一下子放开，允许生两胎，让孩子有个伴，很多人就心满意足了。 

问题是现在不是政策如何修改，而是看不到更改的迹象。王丰先生一针见血低指出：“计生委基层干部我们也做过研究，他们觉得这个政策过时了，但是这里边有很大的惰性，没有人愿意主动做事情。”

说到底，这个问题可以归结到我一个朋友德蕾莎·伍德兰所说的一个现象：领导力的缺乏。伍德兰在中国生活、工作多年，今年从事领导力培训和辅导。她发现，中国领导和头头多得很，但是极其缺乏领导力。所谓领导力，不是指那种颐指气使居高临下，甚至不是指一个领导的所谓人格魅力，而是指遇到问题心里在乎，有所关爱，有解决问题的勇气，有把担子挑起来的积极主动，能与各方协调、把一个个难啃的问题解决的工作能力。而今好多“有关部门”，做的事情是怎样让利益和自己“有关”。遇到问题，“有关部门”则变做“无关部门”。即便是直接相关的部门，如与计划生育政策密切相关的计生委，居然也意识到问题而不去解决，那么指望谁来解决呢？

美国商界曾经流行一本书，叫《魔法师原则》（The OZ Principle), 书里集中讲到了“问责”这个话题。此书的脉络来自童话《绿野仙踪》（Wizard of Oz). 童话中的机器人、稻草人、狮子，有的缺心肠，有的缺大脑，有的缺勇气。大家的解决办法，都是去找“奥兹魔法师”，似乎魔法师一到，所有人的问题都一了百了。《魔法师原则》的作者称，这是缺乏“问责”（accountability)的表现，大家都把问题的产生归于其他人，解决方法也指望其他人。他总结了诸多案例，成功的组织往往是那些把问题给包揽下来，硬顶上去咬牙去解决的人。如果老是归咎他人，指望他人来解决本应自己来解决的问题，结果可能是一天不如一天。

特定时代制定的人口政策，弊病渐渐已成社会共识，为什么久拖不改？难道问题会自己解决问题吗？还是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人，如狮子那样缺乏勇气，如稻草人那样缺乏头脑，如机器人那样缺乏心灵，只是在等着“奥兹魔法师”，来一了百了地解决问题？

还是负责此事的人，在“下一盘很大的棋”，我们不知道而已？ 我想政策的调整同样也不要盲目和随机，应该广泛听证和调研，科学决策。不要拍脑袋做事，看着当时的现象，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独生子女政策，就脱胎于当年相信“人多力量大”而鼓励多生的思路。生育的权利，和每个家庭休戚相关，大家也都不是棋上卒子。这棋如果不亮出来，让公众参与，决策科学，抛出的新政策或许会创造表现方式不同、而后果一样、甚至更为严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