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美国读书的小伙子找对象，在美国找了个女友，晚上带她兜风，遇到红灯，小伙子闯了过去。那女友很快就和他分手了：“红灯都敢闯，跟这人在一起哪里有什么安全感？”

小伙子后来海归回去了，又谈了一女友，晚上又到了红灯前，想起以前的遭遇，停住了，没有闯，女友又很快跟他分手了：“闯个红灯都不敢，跟这人在一起哪里有什么安全感？”

《全球之声》博客上一埃及人写过一篇文章说：

“在杜拜空荡荡的郊区道路上，虽然亮起红灯，我和几个印度人与非洲人便直接穿越，另外两位华裔女孩与一名欧洲男子则等到绿灯才前进，仔细思考后，我认为这正是中国与欧洲不同于其他国家之处，守法让他们更强大，因为我决定遵守交通规则，希望有天能像他们一样。这就是中国，未来的巨人。”

这个说法让人哑然失笑，因为我们实际上是闯红灯大国，可是因为那两位“华裔女孩”在国外遵守交通秩序，我们便成了“遵纪守法”的大国，可见在中国人不多的地方，我们的一言一行何等重要。

言归正传，回到闯红灯的话题上。帕慕克在《别样色彩》（Other Colors)一书里，说到土耳其街头的的哥如何把车子开得如同是在打电子游戏。基本上是规则归规则，飚车归飚车，把这个诺贝尔奖的新科状元吓得《我的名字叫丢魂》。帕慕克的观察是，土耳其人的享受的自由很少很少，所以司机们开起车子来，就等于是一种变相的发泄，以打破规则为乐。可能自由这东西也就是一种守恒的能量，一个地方释放不了，就会在另外一个地方冒出来。

《万灵节》里，塞斯·诺特博姆也对闯红灯有个有趣的观察，同样和“国民性”有关：

在康德路，他看到红绿灯变成了红色。他左看看，右看看，没看到什么车，很想就这么过去，但是他还是没有动脚。他觉得身体在发出相互抵触的指令：一种奇怪的神经波传到了不该传到的腿上，这样一来，他一只脚还在马路沿上，另外一只脚却迈出去了。透过飞雪，他看到马路对面一群沉默的人，也在等着过马路。在这样的时刻，荷兰人和德国人的区别一下子就能看出来。在阿姆斯特丹，不闯红灯别人会觉得你是白痴，而在这里，你要是闯红灯，别人就当你是白痴。德国人会不假思索地说：“啧啧，又来了个不要命的疯子。”

他问过现住在柏林的荷兰雕塑家维克多，要是两边没车来，他会怎么办。

“我会过马路，除非边上有孩子。总得给孩子树立好榜样，等等等等。”

他自己呢？他决定利用这些奇怪而又空闲的时刻，来完成他称之为“即时冥想”的活动。在阿姆斯特丹，骑自行车的人只要有些自尊，都不会装前灯，遇红灯不会停，单行道也不会循规蹈矩照正确方向走。一个规则对自己是否适用，荷兰人喜欢自己来决定。这种嗜好是新教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结合，它造成了一种奇特的混乱。他上次去荷兰的时候，他注意到汽车也开始不管红绿灯了，有时候连有轨电车也会这么来。

“你成了一个真正德国人了。一是一二是二。必须有这Ordnung。下次你乘地铁，你听他们怎么发号施令的： Einsteigen bitte! Zurückbleiben! 瞧，你看他们都热衷于服从命令了。”

“荷兰人不喜欢被人使唤来使唤去。”“德国人喜欢纪律。”这些偏见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

“在阿姆斯特丹，交通十分危险。”

“啊，没错，不过，德国人在高速公路上风驰电掣，这个荷兰人无法比。这种速度就过火了，太丧心病狂了。”

红绿灯终于变绿了。街道另一侧六个身上披雪的人一起行动起来。没错，大家不能笼统地说事儿，不过国民性格这东西还是存在的。这国民性格是从何而来的呢？

书中又说，德国人遵守规则，可是到了Autobahn上，车开得没有最高限速，我看要是不死，就只有遵守规则，保持同一条车道开，不然，你刚才看还没车，突然间，会有一辆车从边上的车道里，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飞过来。

不妨借红灯问题，总结一下国民性吧：土耳其司机闯红灯是为了体现自己的自由，德国人不闯红灯是为了在绿灯的时候“奔驰”，荷兰人乱闯红灯这是新教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结合，剩下的非洲人、印度人都不把红灯放在眼里。我们中国人闯红灯又是为什么？恐怕是因为没有交警在看吧。不过我相信由于汽车比人狠，现在闯红灯的人应该越来越少了吧，毕竟，谁想坐快速电梯上天堂或者下地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