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国立图书馆正在举办叶芝展览。该图书馆收藏有大量叶芝的手迹和其它文物，包括《复活节1916》一诗的手稿。爱尔兰和英国的斗争旷日持久，那次复活节起义，就发生在我们宾馆前面的圣斯蒂芬绿地上。当时向爱尔兰增援的德国人的武器被英军截获，起义几无胜利可能，军方宣布起义取消。但是一伙激进派坚持如期起义。他们跟谭嗣同是一个想法，认为流血是一必须，但绿地四周都是高楼，英军收拾他们如囊中取物，所以起义很快失败，为了避免更多人死亡，起义者向英军投降。

这次起义在都柏林褒贬不一，当时贬多于褒。都柏林人责怪起义者将整个英国的愤怒引到了都柏林。当英军押送着起义领袖经过都柏林大街时，他们甚至被人幸灾乐祸地嘲笑。但接下来，英军将15个起义领袖用行刑队射杀方式枪杀，并将3000爱尔兰人送入英国集中营，这处理方式迅速扭转了爱尔兰的民意，使之转向起义者一边。大家意识到自治已不可得，索性要求独立，并开展旷日持久的独立斗争，直至最终胜利。叶芝的诗，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爱尔兰当时对于起义的模糊态度，

Was it needless death after all?

For England may keep faith

For all that is done and said.

...

And what if excess of love

Bewildered them till they died?

但是最后主题是肯定的：

MacDonagh and MacBride

And Connolly and Pearse

Now and in time to be,

Wherever green is worn,

Are changed, changed utterly:

A terrible beauty is born.

叶芝在诗的前面，写到了这几个人的普通和凡俗，最后却在英军行刑队的枪击声中变成了英雄。如果不是因为这些过激做法，爱尔兰不至彻底走向反抗，爱尔兰的今天，也不过是一个自治区而已。

大学期间我学过此诗，也学过一点世界历史，文归文，史归史。亲眼看到遗迹，和巧遇到的叶芝展览，在我思想里面，这诗终于衔接到历史事件上去了。

这门在爱尔兰城堡附近的一个小巷里，平淡无奇，但是乔纳森·斯威夫特就是在此门后出生。

斯威夫特写过《格列佛游记》，还有A Modest Proposal （《小小建议》）。爱尔兰作为一个天主教国家，穷人越穷越生，一些当妈的衣着褴褛，后面拖着一群孩子在街上乞讨，让上层社会的衮衮诸公觉得难堪，似乎是影响都柏林市容了。斯威夫特就写出了这么个建议，说这样吧，穷人的孩子生下来养个一年，然后给富人当菜吃，这样又减少了社会问题，又改善了富人的营养，岂不很好？（...I have been assured by a very knowing American of my acquaintance in London, that a young healthy child well nursed is at a year old a most delicious, nourishing, and wholesome food, whether stewed, roasted, baked, or boiled; and I make no doubt that it will equally serve in a fricassee or a ragout.)。大部分当然能看出斯威夫特的讽刺，但是一小部分人很吃惊，说斯威夫特是不是疯了？还不赶紧将他抓起来，免得再出此疯癫之说。还有一部分居然真觉得斯威夫特的建议很合理。看到这些雷人的反馈，千万不要觉得奇怪，不信去看看我一些点击率比较高的博客的留言。

这里是三一学院，爱尔兰最好的学府，塞缪尔·贝克特就曾就学于此。这是一所很古老的学校。学校本为新教徒所创立，天主教很长时间反对天主教徒来此校上学，否则开除教籍。但是学校一开始也抵触天主教徒，据说如有天主教僧侣模样的人进入学校，学生可以从楼上用弓将其射跑，警察或许会逮捕该学生，但学校不会将学生开除学籍。图上是学校钟楼，学校还有一古怪条文，如果有学生能爬上钟楼楼顶，该学期的考试就可以免掉，但同时又规定，在学生爬上楼顶期间，教师可持弓箭将其射下来。

在路上偶尔遇到的诗人高加迪（Oliver St John Cogarty）的故居。《尤里西斯》中的Buck Mulligan的原型就是这位诗人。高加迪也是三一学院的高材生，曾连续三年（01-03）获得该校诗歌奖章，03年获奖的诗歌最后一行还是乔伊斯给他添的。《尤里西斯》中引用的高加迪的诗歌《快乐（且略带讽刺）的耶稣》，几乎是了解新约圣经常识的活教材。

高加迪这个人作为一个人比他作为一个诗人更有意思。他是一个成功的耳鼻喉科医生，常给富人看病收取昂贵费用，然后免费给穷人看病。他也是一个政客，当议员多年。他的政见与激进独立派不合，曾被列入爱尔兰共和军的枪杀名单。独派武装分子以出诊为由，骗他出门，将其绑架，他伺机逃脱，跳进冰冷的利菲河，奇迹般逃脱。

他还酷爱体育，尤其是赛车。一开始是玩自行车，参加赛车活动，由于比赛中骂人被禁赛。后来爱上了汽车，买了很多名车，包括劳斯莱斯，接着甚至考了飞机的驾照。

高加迪在当时的文坛很有名，叶芝的《牛津诗选》选了他17首诗，把当时的文坛给气疯了，叶芝说他是当代最出色的抒情诗人。高加迪有很多文坛的朋友，比如乔治·莫尔、叶芝、乔伊斯、王尔德。他也比较有钱，曾出钱盘下一塔楼，要供养一名不文的乔伊斯。乔伊斯并不领情，在那塔楼里短短住了一阵就走了，两人关系后来破裂。在其小说里，乔伊斯将两人关系倒了过来，说以高加迪为原型的Buck Mulligan靠其同室Stephen接济。

高加迪传世的作品不多，当时惹的麻烦却不少。As I Was Going Down Sackville Street中涉嫌诽谤了两个犹太人，被一个犹太人控告，证人包括塞缪尔·贝克特。高加迪后来败诉，赔了900英镑。由于他和当时文坛关系密切，别人的作品中也有提到他的地方，诗人Patrick Kavanagh在自传中提到他访问高加迪家里，看到穿着白袍的女佣，“误以为是他妻子或者是情妇，我还以为每个诗人都有个偏房呢。”高加迪也说这是诽谤，控告了这位诗人，胜诉，获赔100英镑。两场官司一胜一负，积零分，输800块，足见舞文弄墨是有风险的爱好，文青需慎重。

高加迪之所以在文坛不像乔伊斯、叶芝们那样声明赫赫，恐怕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结果。文学有两种古怪的失败，一是写作者太笨，没有才气；一是太聪明，太急于抖才气，用力过猛，结果作品就没了多少让人看来共鸣的东西了。倒是一些当时人看来资质平平又肯发愤的人成了气候。在叶芝展览上，我看到了叶芝小学的成绩单，发觉他成绩不过中等偏下，不但数学很糟糕（老师评价“平平”），连一些文科课目也很一般，老师的总体评价是：一般，可能只是拉丁稍强，拼写很差。

结果，青史留名的是叶芝，不是这位当年的大才子。或许叶芝给他选诗、戴高帽子，也是一种捧杀。

文学的成败，找不到绝对的规律。上面我说聪明反被聪明误是一种死法，但不是所有的机智都会变成墓志铭。在海关宣称“除了机智我无可申报“的王尔德也是一才子，其文学成就就很不一样。

这是马里安公园的奥斯卡·王尔德塑像

塑像边上是王尔德名言录，仔细一看，发现：We are all in the gutters, but some of us are looking at the stars 是王尔德名言，既然出租车司机说他是“爱尔兰俗语”，可见他这个说法在都柏林已经深入人心。

公园外面是王尔德的故居，可惜被爱尔兰美国大学占了，已经无法进去参观。为什么一所爱美两国合办的机构“美国大学”，能将王尔德故居占据呢？我发现，爱尔兰人对美国似乎颇有好感，据说移民在美国的爱尔兰人都已经超过了爱尔兰本土的人数。爱尔兰土豆连续歉收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是移民的一高峰期。肯尼迪总统访问爱尔兰的时候，爱尔兰仿佛在欢迎游子归来，就如奥巴马出访肯尼亚时的情形一样。

英国就没这么幸运了。英国的一些遗迹，待遇就很差。英国统治期间的邮筒，包括有国王徽章的英国邮筒在内，被刷上了绿色油漆（英国为红色）。都柏林还有一个柱底的塑像，上为英国海军军官Horatio Nelson塑像，结果被爱尔兰共和军炸了，没炸完的部分又被爱尔兰军方的工程兵接着炸完了，接下来在其遗迹上，竖了一根锥子状雕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