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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悄无声息的变化。最近几年,美国引进外国文学的活动非常活跃。在全国文艺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纽约文艺委员会( the New York State Council on the Arts)等组织和民间文学从业者的赞助和支持下,《文字无国界》(Words without Borders) 于2003年创刊,专门发表外国文学译作。俄克拉荷马大学,下辖一家杂志,叫《今日世界文学》。2010年,杂志社还创办了《今日中国文学》期刊。在高等学府,文学翻译也日渐进入学术主流,成为学术成果评估的内容之一。2009年的美国现代语言学会年会,核心主题便是文学翻译。
但是外围的支持,都不及从业者自身的热爱。
2003年,美国笔会组织PEN,获得了一项神秘的73万美元捐款,指定用途是资助文学翻译。借助这笔善款,PEN每年能给出每人2000-10000美元的资助,让多位译者从事文学翻译。自从该奖项设立以来,已经资助了七十多部作品的翻译。这位神秘的捐款人的身份于2012年10月2日被公众所知。原来他是著名文学翻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斯拉夫文学教授迈克尔·海姆(Michael Heim,图中人物)。9月29日,海姆教授因病去世。他辞世 后,PEN征得其夫人的同意,将其捐款人身份 公开披露。海姆生活十分节俭。据说在路边看到塑料瓶和可乐罐,都要拾起来,送去回收。他所捐的73万美元,是其父亲二战期间去世军队所发的抚恤金和利息的累积。他给“裸捐”出来,足见他对此事业的酷爱。
海姆一生勤学不辍,精通十几门语言。以一人之力,从多个余种,将昆德拉、契柯夫、格拉斯等名家作品译为英文。他被视作二十世纪下半页最为重要的美国文学翻译之一。作为一个文学翻译和教授,他还特别热衷于提携后人。不管自己多忙,有学生来求教,他什么时间都舍得花。
海姆或许可以称作语言天才,也是一个狂热语言爱好者。他一生能熟练掌握、翻译十几门语言,美国这种人并不少见。我国好多人学个英语能学得死去活来,不知花了多少时间金钱最终半途而废,这说明我们在观念上教育上有大问题。比如我们很多学习者把外语当成了工具,缺乏一种对于语言本身的强烈好奇和热爱。
在中国,关于文学翻译报酬微薄、难出大师,已经成了老生常谈,但却始终没有破解之术。目前大家比较公认的一个现象,是翻译作品质量让人担忧。现在的局面,是译者、编者、读者都有意见,恶性循环。最终的解决之道,是靠各位从业者的爱岗敬业。翻译报酬过低,行业难以留人,这是事实。舆论多呼吁有关部门提高稿酬标准。这是办法,但不应该是唯一办法。指望稿酬标准提高,也是业界的 “等、靠、要”。没有人拿着枪指着出版社老总要他们不要给出差别稿酬。民间也可行动起来。
中国愿意扶持文教事业的热心人不少,但是有时候钱花得不是地方。比如黄怒波欲将半数家产捐北大,裘国根捐母校人民大学两亿。这些名校,根本就“不差钱”。多点钱也只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如果有心人愿意捐资扶持翻译和类似的需扶持行业,社会效益应该更大。PEN所设的翻译基金,除了海姆先生个人的慷慨解囊之外,一些企业组织,比如亚马逊,也出钱“匹配”私人的捐助。
另外,译者有时候需要的,不仅仅是钱,而是时间和空间。美国、英国、瑞士、瑞典、德国、加拿大、爱尔兰,都有专供译者入住的翻译和创作基地,让译者可以前往,不受外界打扰地潜心工作。现在中国大部分译者都有全职工作,大家不介意业余做点翻译,但业余归业余,翻译毕竟是需要高度注意力集中的工作,过多干扰影响工作质量和效率。如有这种创作中心,对于译者也是福音。罗琳的新作《临时空缺》,中文译本便是译者住在出版社里完成。这么做自然有保密的考虑,但是在我看来,能不受打扰地在一个地方潜心翻译,也是译者的福气。
创办这种创作基地并不难,是一些地方政府、文艺组织、出版社甚至有条件的私人文艺爱好者都可以做到的事。山东的微山县就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设立“微山湖”奖,奖励优秀外国文学,这对于地方政府、出版社和作者都是双赢之举。一些地方政府机构,有能力创办一个宁静、安全、便利的创作和翻译基地,扶持此类事业。出版社我想也可考虑给译者、作者设立临时的创作、翻译公寓,让其能够安心工作。这种地方设立起来都不难,根本不需要豪华的设施,甚至越简单越好。
外部条件再欠缺,都不能成为译者和出版社敷衍马虎的借口。 作为一个翻译,如果觉得太亏,就干脆歇手不要再做,不要一边翻译一边抱怨。让真正热爱翻译的人去做。但是我也希望社会能给译者一些宽容和理解,不要抓住一两个错误,甚至风格上和和自己期待的不符,就把整部作品否定。大师们也都是在失误中摸爬滚打下来的,这需要一些宽容。
海姆给了我本人很多启迪。他是一个德艺双馨的翻译大师。他精通多门语言,著作等身。他把命都卖给了文学翻译。他把翻译本身当成了事业,而不是一个“桥梁”型的职业。海姆一生阅历丰富,父亲是匈牙利移民,苏联入侵布拉格期间,海姆曾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布拉格做翻译,他还接触了欧洲几乎所有重要语种的作品,有着丰富阅历和阅读体验,他本可“译而优则写”,自己创作小说。但是他表示“如果有人写得比我好,我就继续翻译好了。” 对于翻译的事业,有种毫无保留的信仰。他的一生,对我们所有从业者都是一个鞭策。一个国家有无软实力,要看有没有这样一群人,舍得用自己的一生,去试探自己还有多少潜力,去打磨我们的技艺,与此同时,影响一群人跟我们一起,改造我们所处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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