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看《前台》一书。这是《纽约客》前台小姐Janet Groth所著的一本回忆录。Groth在《纽约客》前台做了二十一年 。她自己也为自己能做这么久感到奇怪，有时候觉得需要解释，但并没有因此怀疑人生，其他人也没有视她为异类，同事跟她熟了，习惯了，甚至变着理由不让她升职离职。我们学校里各系的秘书，多为老年人，做了一辈子。她们细心、敬业，很多老师离了她们，会乱得一塌糊涂。她们自己对于职业也比较满足。她们的职业发展路径（career path）, 起点就是终点，这未必就是坏事。比如Janet Groth 在前台职位上，见证了《纽约客》的人来人往，她自己多次国外旅行，慢慢熬下博士学位，还攒下了一部回忆录。

       在中国做了21年的前台小姐恐怕难找。很多职业被视为跳板职业，比如前台、秘书，等等。通常情况下，体制内的职业途径，起点五花八门，终点却比较一致。我举几个例子：
 
       编外职员－公务员 －当官；
       职员 － 领导秘书 － 当官；
       企业家 － 政协委员 － 当官；
       讲师 － 副教授 － 教授 － 当官；
       ...
 
       简直是百川归海。中国的官员选拔，除了考公务员之外，基本上是就近提拔，所以才把诸多领导身边人（如秘书）提拔了上来，但这未必是他们本应有的职业路径。
 
       中国外交部很多官员是外事翻译出身，他们服务的领导原来也是翻译出身，近亲繁殖，一代不如一代。翻译工作者发展的路径，应该引领更从业者成为文化研究者、 学者，实际上有不少外交部翻译就近转行，做了外交官。在一个官本位的国家，他们当然乐意有这样的”发展“，但于国于民，这种转变多有不利。最近我在饶毅教授的一篇文章中看到的一段话，觉得很有道理：“我国的外交低于我们的国力，中国人的国际形象也低于我们的实际。...我国如何处理台湾是内部事情，与美国无关。历史早已远离美国人调停国共合作时代，可外交部好像似乎以为现在更接近1947年。连常人都能想到的事情，外交部都不能做到，有时疑问外交部是否翻译出身者太多，不在做外交，还在做翻译。"

要知道，职业会影响一个人的行为、气质和思维。我有一个老乡，原为检察官，见惯了各种罪犯，其气质庄重，让人望而生畏。有一日，在街上被小偷抢了包，她 追了上去，小偷被她吓坏了，把包乖乖还给她。《音乐之声》里的父亲Baron von Trapp，海军军官出身，在家带孩子就跟训练海军士兵一样。职业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惯性和处事为人方式。当秘书出身的人去做领导，恐怕也会沿袭做秘书时候的习惯，凡事喜欢去讨更上一级领导的欢心，哪里知道如何去从政。
 
       翻译工作也是一样。译者需要尊重原文，个人发挥太多是个忌讳。因此，大批量翻译去从事外交工作，除非蓄意去走出舒适区，如被旧习惯挟裹，则不敢越雷池半步。外交无小事，可也不能以为外交就全是小事，容不得突破和发挥。翻译出身的人，容易重视文字，轻视现实，擅长抗议、严正抗议、强烈抗议，虚头八脑，始终在文字里打转，不重视实质利益的争取。好一帮家伙，把外交做得连1947年的水平还不到，把中国护照做成全世界几乎最垃圾的护照，真是愧对外交饭碗，也给翻译行业丢人。
 
       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宅去译书。做这种名不副实的外交官，还不如做一个实实在在的翻译。从翻译到翻译，看似没有流动，是一死胡同工作（dead end job).  不过卖房的时候，我看“死胡同”有时候有个漂亮的名字，叫Cul-de-sac, 这也是卖点，因为它远离尘嚣，环境幽静而安全，可锻炼可玩耍，倒让职业发展曲径通幽，其间自有妙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