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运，成千上万的民工在全国各地返乡，或者离开家乡出去谋生。这样的人潮，如血液，流动在各交通渠道形成的动脉里。在人潮中，也有不少离开农村的大学生，毕业之后，涌现各地人才市场，寻找机会。人们背井离乡，无非都是在寻找机会，自己和下一代生活得更好。不过，不是所有的流动都是发展。发生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流动，几十年下来，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比如八十后农民子女的上学，购房和定居，以及长期的发展机遇等。“农二代”、“贫二代”的发展困境问题，近来引起了不少关注。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发展的困境？

有句老话，叫“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我们把这种起点的不一致，笼统地归结为命运。细想起来，其实是和机遇平等、个人心态诸多要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总的说来，这种发展的停滞，可归结到社会大环境制约的社会流动性，和个人主观上的努力。

我自己从一个小村出来，到了城市上学、工作，后来到了美国工作和生活。我发现，很多人到美国，是来寻找一个“美国梦”。所谓“美国梦”，本质上说，就是一种社会流动性。

1931年，在《美国史诗》一书中，美国作家詹姆斯·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对“美国梦”定义如下：

在这种美国梦之下，一个肯尼亚移民的儿子能当上美国总统（奥巴马），一个贫民区成长大的黑人能当上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或是电视主播（温芙瑞）。美国社会从体制上，逐渐在缩小机遇的差距。开放性的选举制度，让任何优秀人才，都能被选拔出来。除此之外，教育机会的均等，也让不论何地的学生，享受着几乎平等的机会。在美国，无论是福利比较好的纽约州，还是比较差的“穷州”，儿童所用的公共资源，如公立学校和公共图书馆，相差无几。不同地区孩子不会因为家庭环境的差异，从小就掉队。美国对于儿童教育的投入也巨大，根据我从美国教育部网站上看到的统计数字，美国学生每年教育投入在2007－2008年就已经在一万美元以上。

2011年7月，教育部官员王定华在接受中国网访谈时提出的一个目标是“在东部地区生均经费小学生达到450元，初中650元，中西部地区达到生均小学400元，初中600元。”几乎只是美国教育投入的百分之一。

在这种国家层面的资源投入上，差别不是太大，毕竟数字本来都很小。但是地方财政，则使得地区差异扩大。比如上海今年说是要投入700亿进入基础教育，摊下来学生人均经费，或许会超过发达国家。但这种投入，在中国其他地方不可想像。这种差异，造成了教育资源严重失衡的局面。农民的子弟，在乡村小学，各方面条件欠缺，这让他们人生的起跑点整个就拉下了很远。

教育关系到的是机遇的公平。社会流动性和社会公正休戚相关。社会公正需要平等。绝对的收入平等，会伤害劳动者的积极性，故而鲜有支持者。平等有两种，一种是结果的平等（equality of outcomes）, 一种是机遇的平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ies.）。欧洲一些福利社会追求的是结果平等，比如他会通过税收手段，调节社会收入。美国的模式基本上是机遇平等，亦即营造一个相对平等的起点，让不同的人有同样的机会实现发展，最后能否真正发展，取决于个人才能。

 从古至今，人类尝试过多种多样的社会流动方法，如基于财富本身的富豪体制 (plutocracy)和寡头体制（oligarchy）、基于出身的贵族体制 (aristocracy)、基于家族关系的裙带体制 (nepotism), 基于资历的老人体制 (gerontocracy) ，但是到最后，人们发现，最合理的应该是因才能选拔、提升、流动的制度，也就是因才选拔制度（meritocracy)。唯有它，能够消解一个社会关于不公的种种怨恨。实现因才能封赏，是一个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原因。如果一个人有能力，那就应该有机会获得与这个能力相称的奖赏。执政者需要努力去引导各阶层去努力，营造这样的环境。解决农民子弟的发展困难问题，最终要靠这种因才选拔制度。

农家子弟，如今面临很多硬件环境上的欠缺。在很多地方，以资源整合为名号，农村中小学被拆并，孩子们得去很远的地方上学，没有合适的校车，管理又跟不上，结果事故频频。

我们的农村，很多地方没有像样的书店或者图书馆，儿童学习资源极度贫乏，欠缺发展所需思想的营养。于建嵘教授发起的“随手送书下乡”活动，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和支持，说明对这个问题，很多爱心人士有投入的热情。不过图书馆、校舍和校车等农村基础教育设施，政府在长远发展上有道义责任、也有经济能力去改善。

在软环境方面，“农二代”面临的发展陷阱，是几十年下来的制度性歧视。中国的户口制度，人为设置了一个个囚笼，让人成为奥巴马在诺贝尔和平奖获奖言说里所称的“命运囚犯”。一个因为生在安徽河南，就不能和北京上海的公民那样，享有均衡的机会，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这种制度性歧视，直接导致了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很多农民流动到其它城市谋生，孩子因为户籍问题，无法随父母就学，在家由老年人管，成了“留守儿童”。这些中国未来的很大一个群落，从小缺乏正常的父母关爱和教育，在发展上会面临诸多限制。

要解决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制度性问题，一需努力改变制度，二需从教育层面，作出一些改进的努力。比如为了实现机遇平等，美国就有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之类社会项目，在教育机会上给过去遭遇不公的群体适当补偿，弥补起初的不公造成的起点差异，让大家能在相同竞技场上展开竞争。

不过，农二代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些环境的原因，妄自菲薄。希望大家不要自己给自己设置新的障碍，心态上长期不平，抱怨社会不公，抱怨爹娘没本事，不从自身找原因。

农二代很多人因为一开始生存的压力，自己把志向定得很底，以至于一些人才能很高，但是却将此才能低价出卖。当今社会的流动性总体来说在进步。真正需要人才的单位，很少根据出身去度量一个人，如今各行各业，农二代出身的人到处都是，你要清楚你丝毫不孤独。因此，农民子弟，应根据社会的需要，衡量自己，不要以自己来自于什么地方去画地为牢。假如你能从地下室出身，爬到三楼，你的能耐实际上高于那些从二楼出发、最终一样跑到三楼的人。

事实上，农二代除了吃苦耐劳，毅力坚强等广为人知的品质外，也有很多其他一些常被忽略的优势，虽然这些优势未必都得到了充分的认可，也未必被怀揣这些“宝器”的人善用。 普渡大学克里斯汀·卢卡斯（Kristen Lucas)教授在“劳动阶层的希望”（The Working Class Promise:  A Communicative Account of Mobility-based Ambivalences)中，提到了劳动阶层的子弟，在社会流动性上，也有很多其他人不具备的优势，比如为人谦恭、一流的职业道德、更有平等意识等。一旦农家子弟能走出小环境，有了一个更大的发展平台，在职场上，由于踏实、肯干，这个群体的人更容易出成绩。

此外，农二代从农村到城市，从个人的阅历上，经历了两个世界的转变。不少这样“跨界”的人，更具同情心和同理心，更有可能了解他人的处境。这也是一种生存和发展的技能。比如一个销售或者营销人员，如果没有能力“穿上他人的鞋子”走一走，只围绕着自己、自己的公司和产品，往往很难赢得客户的认同。超越自己，去感知他人心理，这不仅仅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技能。如果一个人一直生活在一个同质的世界，反倒很难取得这种技能。

一些农二代在思维的习惯上，也有一些独到优势。很多农村子弟，被人评为“执拗”。换种角度考虑，他们其实是思维不轻易被他人成见所缚，对于世界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他们甚至没有被一些城市流行的成见污染过，更容易按照常识来思考问题。这种执拗，本属情商，也易造就独立思考的习惯。这习惯继而能强化一个人在职场的流动能力。类似的品质还有很多，我只在此抛砖引玉。但是这品质是“潜质”，能否得到利用，要看各人是否有意识地去自我引导，自我调整。也要看教育者能否引导、激发。

总的来说，社会环境迈向机遇平等，是时代的潮流。但是没有必要等到那种机遇平等完全到来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有改变命运的机会。但愿各位农家子弟，继续保持当初的“执拗”，不要轻易相信自己的未来会被命运之囚笼困死。也希望大家保持勤奋踏实、刻苦耐劳的品质。倘能这样，或可把起点的不公，化作最终的超越。

原载于凤凰城市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