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仲旭老师发来菲利普·罗斯《行话》一书译者蒋老师的介绍，问我是否认得，因为看介绍，好像是一个学校的。我说这巧了，不光认识，简直太认识了，不正是我精读老师吗？

蒋老师很有个性，有一年他有机会去美国读书，但是老婆孩子没能带到身边，他左思右想，觉得家庭重要，于是跑回去了。当时很多人都不解，尤其在我们那个小城，都觉得去美国就跟上了天堂一样，哪里有回来的道理？肯定是脑子有问题。如今大家价值观比较多元一点，可能觉得就该这样。我听上次到我家来做客的朱老师讲，现在他做系领导，安排一些年轻老师出来进修，有的人根本不干，因为和老婆孩子不在一起。这些年大家终于明白过来了。

我们读书的时候，蒋老师教我们精读。他那时候读英美文学的硕士毕业不久，在我们班上组织了一个小小的读书俱乐部，逼我们看希腊戏剧《安提戈涅》。跟我们说戏剧之美。有很多同学发觉读希腊的东西可能没劲，中途退出了，但是我后来还一直跟着他读了一些。上课的时候，蒋老师教着教着，就给我们讲起了文学，比如反讽，张力，悖论。我们那一届学生很喜欢，但是后来的一些同学觉得没用，觉得不如多记几个单词，以便他们在考双学位考研究生的路上，多点帮助，所以未必喜欢他这么教，但是我很喜欢他的分析和批评方法。他对于我，亦师亦友。我还记得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和他跑到生化楼前的小荷花池，他一只脚往池沿一架，津津有味地跟我讲起来，说新批评方法就好像这个剖洋葱...啊啊，这个文本本身的研究...我把他说的很多东西都给忘记了，但是还记得那个洋葱，还有我们说话时候他的表情。他对着我，可是又好像在对着我头身后的什么人说话，就好比我是透明的。当然我不是透明的，那怎么回事呢？我的分析是我当时学识比那荷花塘的水还浅，跟我交流不过瘾，但是又觉得我还好学，于是没办法，跟这小子讲讲也罢，聊胜于无，就只好跟我讲了。

他还借给我一本文论的书。对天发誓，我真是认真啃过的，读懂多少是多少，哪怕我现在半句也记不得了。后来在他的辅导下，我也学起了英美戏剧，我毕业论文就是他带，写《小推销员之死》。我发稿过去，他对我要求特严，说不好好写不让我过。那我怎么办呢，这里说点插曲：

我那时候给逼急了，晚上跑教学楼里，连续七天，被门卫反锁在大楼里。和我一同躲进小楼的，还有平安老弟，还有我们下一届的李晓明，宁波的Keith, 我们打一瓶开水，拿两包方便面就这么进去，一晚上时间，我们名义上当然是要写论文的，但也一起讨论人生前途爱情还有外星人，还有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顺便还找到了爱情的标准答案，是21. 

末了我们各写各的东西，各看各的书。老Keith那时候很有雅兴，在用英文写一小说，写的是杰克·伦敦的什么小说的续集。写完他一定要我拜读，我就拜读。我们抽着劣质的香烟，如同几个小小的活火山在爆发。

有时候为了透气，我们跑楼顶平台去抽烟。上楼的时候，兴冲冲上去。要下来的时候，突然害怕起来。先前走过那长长的过道，路灯里不知道装的是什么惰性气体，绿幽幽的。当然，我们都是血气方刚，来个倩女幽魂我们倒也不怕。问题是听说生化实验室里有药水泡着解剖用的死尸。所以我们不敢下来，就在楼顶聊到天亮。

如此七天，才把论文给写完。现在厉害的学生，一天就能写完，当然一来是我那时候不会写，也就这点出息，这么久才写完。二来也确实是蒋老师要求高，中间稿子我都给撕掉几回，这家伙折腾的！我想再这么下去，就不是小推销员之死了，而是小本科之死了。

不过，正儿八经啃书做学问的，那个时候便是其一，以后毕业了，正经这么看书的，琢磨一个学说，一种分析方法的，那还就是那个时候的事情。人年轻的时候脑子好使，好好学一点基本的东西，能在思维里，搭好一个架子，便于日后，把各样的东西，陆陆续续往里填。你要是把劲头都使给那些比较”实用“的单词，没有这个串子，放脑子里还是一地的散钱。

扯远了，反正现在我挺想念蒋老师的。哪位朋友知道他怎么联系的，烦请转告：berlinf@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