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读到信息专家涂子沛兄的几篇文章，谈论信息技术给教育带来的深层改变，读来大有收获。涂先生最近出了《大数据》一书。最近几篇文章中，他从数据的视角，分析斯坦福、麻省理工等学校的公开课现象，让人耳目一新。他还提出了“微学位”、“微学校”等一些概念。诸位可别小瞧这些说法。一旦用人单位开始看重这些“微学位”、“微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我们关于“名校”、高考、就业的思考都要格式化了重新开始。

作为奋战在教育技术第一线的工作人员，我发现，过去把信息工具单纯作为载体的时代已经过去。教育研究者理查德·克拉克（Richard Clark)曾称，形形色色的教学新媒体，并不能影响教学效果，“就好比运蔬菜的卡车，不能影响我们的营养一样。”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信息技术的更新，正在倒逼教育的改革，就好比运蔬菜的卡车，影响了一个小区居民蔬菜消费的品种一样。

这中间最大的改变是教师的角色。在稀缺年代，知识奇货可居，学生受限于“砖和水泥”这种传统的学习空间，老师站在讲台上传授知识，学生被动接受。这种模式，也就是所谓“舞台上智者”（sage on the stage)的模式。该模式所依据的教育观念，是师生之间存在知识的差距。涂文中，教育被定义为知识的传输。这是我唯一不敢苟同之处。教育过程中知识传输本身不是目的。学习是要引起我们行为的深刻改变，是要在我们大脑深处闹革命。这个过程涉及到的不仅是知识，还包括技能（包括蓄意思维的技能）和态度（比如对学习内容的好恶），以及三者的有机结合。比如，如果缺乏对学习者心态的认知，不去激发学习的动力，知识的传输过程，就可能成为一种从老师课本到学生笔记之间的机械转换，这中间，知识绕开了老师和学生的大脑。

社会的发展，使得稀缺文化转入过剩文化。网络也打破了空间、时间甚至学习层次的壁垒，扩大了学生的学习空间。除了传统教室之外，大家可从网络公开课、各类教学视频、音频、甚至同类学生中间得到学习。学生不是一张白纸地来到课堂，他们带着各自资源和背景，参与到教学活动之中。在这种背景下，建构的、交互的教学方法日益受欢迎。

这种转变当中，老师也面临巨大挑战，当然这些挑战也是机遇。他们不再是“舞台上的智者”，而是“边上的向导”（guide on the side)。老师的优势，不再是仅仅是知识的丰富，其鉴别力也是新的竞争力之一。他们要能够在泥沙俱下的教学资源中，帮学生甄别、挑选、引导他们如何去吸收消化。其角色从过去知识卡车的司机，变作学生心智发展的“营养师”了。

技术为老师主动的革新提供了各种可能。哈佛大学物理学教授艾瑞克·马祖尔（Eric Mazur)，多年教学公共物理课，效果不佳，于是开始用“同伴式学习”的方法，在自己的讲授之后，让学生分组自己互相教学，结果发现这种教学方法效果反而更好。新墨西哥州圣璜学院（San Juan College）开始使用“一分钟微讲座”（micro lecture)的方式， 重组教学，把需要灌输的教学内容录成微讲座上网，课堂时间集中于讨论、实验、小组作业等。网络教学，使得以前做梦也想像不到的一些教学，成了可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约翰·鲍依尔（John Boyer)教授，教起了3000人的超级大课，他利用Ustream开展网络上的答问。他去年还成功地邀请到缅甸的昂山素季，通过Skype, 给他的学生来做客座报告。

技术可能给出色的老师更大的平台，也可能让平庸的老师倍感困扰。自从2007年起，iTunesU上的各类教学视频，被下载了7亿多次。如同繁多的教材会优胜劣汰一样，随着免费教学视频的增加，一些出色的老师将脱颖而出，影响全世界的学生。这种影响和事业满足感，丝毫不会亚于小课堂内的教学影响。耶鲁大学的诗歌教授哈莫尔（Langdon Hammer）就是这种教学方法的受益者之一。他的“学生”，近到耶鲁课堂，远到养牦牛的民间诗人。

对于教育者来说，这是一个大转变的时代。我亲眼目睹着教学的各种力量在重新洗牌。或许我们说教育革命言过其实，各种变化是在更迭着逐步推进，多元化教学模式可能会长期并存。但确实，技术从外围，给教师增加了新的“竞争对手”。技术又导致了学生预期、学习习惯等方面的变化，从内部，促进教学过程的变更。学生队伍变了，不好带了，但是这中间，不知藏了多少的机遇，等着有心的老师去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