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高考，在各种争议声中，已尘埃落定。如今各高校正忙着招生录取。高考制度多年下来，其选拔机制相对合理，曾是寒门学子改变命运的公平渠道，但也有诸多积弊。到了目前，已经或即将面临多方面的改变。

高考录取现状中，最为人不平的是户籍制度造成的不公。北大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在其研究课题“大学招生与宪法平等”研究显示，安徽和广东考生进北大的概率，仅为北京学生百分之一。上海考生进复旦，机会是全国平均的53倍、山东考生的274倍、内蒙古考生的288倍。这些高校并非纯粹地方政府拨款的地方学校，而是中央财政拨款，其中大部分办学经费是来自全国的财政税收，为什么全国老百姓出钱，却主要是在培养某些城市的子弟呢？这种做法违背宪法的平等原则，和人间的常理。

但是面临这种不公，即得利益者不大可能放弃利益，从上而下实施变革。除非领导机构和高校有远见卓识，能放弃地域和门户之间，面向全国，平等地广纳人才。同样，没有什么合适的平台，能让各省份考生和家长去集中力量，打破录取招生的不公。 既不能期待从上而下的变革，也不大可能看到从下而上的逼迫，那么最可能改变高考制度的，是一些“冲击式革新”（disruptive innovation)所造成的压力。

“冲击式革新”（ 也可译作“干扰式革新”），源自哈佛大学教授克莱顿·克里斯腾森（Clayton M. Christensen）与约瑟夫·巴威尔（Joseph Bower)1995年合写的一篇文章。这种创新，原指一种新的技术出现，冲击了现有市场或是价值观体系。在这样的冲击下，旧有的技术被淘汰，或发生深层改变。比如电话技术，冲击了电报技术，使得后者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这种改变，是在一个体系无法正常更新，用户深感不满的情况下，有人另辟市场，从侧面找到商机，并给出竞争压力。

这正是目前正在发生的事。中国高校现在几乎面临着“八国联军”。国外高校正虎视眈眈，要争抢中国生源。过去我们这代人出国留学，多半没钱， 通过奖学金读书。现在很多家庭家底殷实，甚至父母双方、祖父母、外祖父母可把力量汇聚，让普通中产家庭的独生子女，也可出去读书。留学已经越来越低龄化，美国一些私立高中，都开始组团到中国招生。英国各大高校校长联名上书，呼吁改革留学签证政策。新西兰、澳洲等学校，也经常在中国各地举办留学展。以后出来读书，签证政策将越来越宽松，出国读书将日趋平常化。一些家长，与其不惜一切代价，去打“小升初”这些仗，不如把资源一路省出来，以后直接去送孩子出来读书。这是高考制度面临的很大一个冲击。在一个更大的环境里，高考不是唯一选择。

另外一个冲击，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整体生源的下降。我上个月回到我的母校初中，发现当年人声鼎沸、七八百人的学校，现在只剩下二百多人。这里的老师告诉我，学生人数还以每年五六十人的速度在下降。初中之前的小学，则下降得更加厉害，很多学校被拆并。源头没有了活水，高校如何面对生源的日渐缩小？如今，一些名校都已经察觉到了这种改变，开始在微博上开设帐户，通过各种手段争取优质考生。对考生来说，这是值得庆幸的变化。一些民办学校的生源竞争，则近乎惨烈。民办高校的招生人员，甚至早早把手伸向高中，通过各种激励手段，提前去挖人。由于生源下降，未来高校可能面临新的整合。

信息技术，也在导致人们教育观念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国外名校，将自己的公开课推向全世界。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免费去修这些课程。随着国外名校“微学位”、“微专业”（涂子沛语）被人认可，终身学习将成为常态，高等教育将不再是一场过独木桥式的豪赌。一个上了普通学校的学生，可选择日后在世界各地“淘课”，积累学识和能力，让雇主重新去反思用人的标准。

雇主聘用条件和思维的变化，或许是最大的冲击。如果说高考是基础教育指挥棒的话，就业在某种程度上是高等教育的指挥棒。过去很多雇主，盲目崇拜某些名校，招来的人力资源闲置，双方都不开心。现在越来越多雇主开始现实起来，未必仅看一个人的学历。一些所谓热门专业，在就业这一关，或许会面临不那么热门的现实。例如，英语系的“翻译硕士专业”，一开始只有几所综合性大学 有，后来其他学校一窝蜂一起上，也不管有无合适师资，连一些理工类大学都开始有了该专业。如果用人单位开始重实际经验，把学历摆在第二位甚至更后，也会挤压这些热门专业的泡沫。在常态的教育环境之下，学生应该在多种高等教育模式下（比如常规的高等教育、各种继续教育、高等职业教育）选择，而不是全去爬金字塔顶端的精英学校。

面临这些改变，高等教育管理者需有一些远见，去重新定位，比如从过去做大做多的思维，转向做小做精。更为重要的，是要重振学风校风，真正成为对学生负责，对社会有用的教育机构。不然的话，一个积重难返的体系，人们若改变不了，可绕开走，使其无关紧要。

《南方都市报》2012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