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有好几天了。我尽量把各种印象,压缩到此文里。就好比我把各种东西,不断塞进我那个无底洞一般的行李箱,流水账一样做个记录。
一
五月二十号从达拉斯飞东京成田机场的飞机出现了一些故障,耽误了好久。在达拉斯机场等了好久,很是无聊。不过一个人还算好的,一家大小在等待最辛苦。一位越南的妈妈,带着两个孩子。小的孩子哭闹起来。这位妈妈啪的一个巴掌就打到屁股上,孩子哭了。哭声一响,另外一个没有被打的孩子就好像接到指令一般,应声哭起来。跑到远处买东西的黑瘦的爸爸冲了过来,用抑扬顿挫的越南语流利地骂起他的老婆。我不懂越南语,但精通父母亲的共同语言,根据我的翻译,她的歌词大意是:这是在达拉斯,不是胡志明市,你当众打孩子,就不怕惹麻烦?那位妈妈听了,猛抬玉腿,一脚踹向老公。和她一比,虎妈如若绵羊。但是不一会儿,大家都安静下来,有说有笑了。在各个地方,人们都在闹着、打着、笑着、活着,这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
登上飞机还走不了,机长为了让大家等待不至于太焦急,不断给我们报告最新情况,说是什么零件坏了,机械师说只要零件运过来,几分钟就可以修好。修好之后,还要登记上维修日志,另外还要恰当地记录下来(properly recorded)。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知道这些痛苦的细节,我们又不要去考核机械师的业绩。不过又想,这么说,是要让我们放心。这一切也都为了安全的需要,如果飞机中途发现故障,那涉及到的就不光是耐心的问题了。于是,所有人都把牢骚压住,没有脾气地坐在舱内,听着一遍一遍的通知,大家对视,摇头,然后继续看报纸、杂志、闭着眼睛数绵羊,或是其他一切用以分神的活动。所谓无奈,就是你揣着一肚子的意见,但是接下来你还只能继续揣着,因为没有别的出路,最后收获的可能是理解,以及由此扩大的胸怀。人生其他好多境遇,一样如此。
在飞机上十分着急。如果衔接不上,滞留过久,晚上到不了上海,第二天到不了杭州,在晓风书屋的活动就泡汤了。还好,下了飞机,门口改签的登机牌什么的就已经打好了,是七点的飞机,耽搁了四个钟头。机场考虑周全的一点,是把登机牌弄好了来等人,而不是到处找地方再去换。另外,机场还附了一张延误证明,估计是给人请假用的,考虑颇为周全。可惜机场的无线网络连不上,打电话不便,最后终于用信用卡打公用电话,才和来接我的尹部长联络上。他和同事在机场一样,耐心地等了大半天时间,一直等到大半夜,我感到十分歉疚。
二
中午,我们去附近一家饭店吃饭。在诸多精制而可口的杭州菜中间,有一条硕大的鱼,趴在一堆辣椒里。在她们二位看我iPad上图片的间隙,我静悄悄把这条鱼消灭了。然后我们就去晓风书屋。晓风书屋不大,清新淡雅,后面还有小客厅,可供客人坐着看书。书架沿着两壁,一直顶到天花板,有点像我在拉斯维加斯看到的一家古董书店。这里面都是人文图书,在我印象中的诸多被教辅和商管图书占领的书店里,这家独立书屋鹤立鸡群。书店朱老板利用这家里,举办读书会和各种读书活动。
在书店里见到了座谈会嘉宾孔亚雷。不知是书店和出版社的有意安排还是碰巧,我们一起是孔方兄。孔老师辞职了专门在家写小说、翻译,同时号称在家带孩子的宅男。这让一个维持着八小时工作的人十分羡慕。他写了一部小说,叫《不失者》,还翻译了卡佛的小说、霍桑的随笔,还和北岛翻译了一本《渴望之书》诗集。他和我老家很近,我是桐城人,他是枞阳人。枞阳原属桐城。以前的“桐城派”,按今天的行政区划,不乏枞阳人。枞阳有“枞阳出人,桐城出名”一说。 座谈会上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儿童教育的话题,也说到了一些翻译。我不是一个很健谈的人,倾听的时候居多。孔老师语锋甚健,让我能活着离开座谈会。
活动中,我看到了前黑猪帝国、中华部落阁的遗老遗少。 帮主刺猬长势喜人,不知是出于自然界的什么微妙平衡,帮主压寨夫人小超又瘦了。他们的孩子很乖,但是他们还退到了门口位置,准备随时撤退,以免干扰。要是他们去我去的那个人丁兴旺、多子多福的教会一趟,看看那些散漫的美国小孩,或者他们去飞机上看看那些使得家长崩溃的孩子,他们心理一定就会踏实了。我还看到了经常跟我抬杠的Simp Lu, 他比我印象中要大一码。他性格开朗,喜欢说笑。小郭老师我也见到了。看到她,我想所有人关于“女博士”的信念都要土崩瓦解。她穿着一条印花的翠蓝色裙子,淡妆淡抹,谈吐有趣。我们一起去“外婆家”吃饭,说着过去在“中华部落阁”社区交往的事。离那时起,已经过了好多年。那时候的博客是一个小小的社区,大家交往比较多。那时候写东西是消遣。小郭老师写博士论文快写疯的时候,博客产量最高。饭后,几个饭醉分子以对面的一家法院为背景合影留念。
晚上去西湖散步。夜西湖上,有船披着灯光,缓缓地游走,仿佛来自某个逝去的时代。西湖上还有一处音乐喷泉。湖畔很多人在散步,有小孩穿着皇帝的戏服在拍照,有小夫妻在数电线杆,有艺人在张曼玉、赵本山等一堆肖像画之后给一个小孩画头像。一个老头,独自坐在湖畔,让人感觉夜景凄凉。
不久淅淅沥沥下起雨来,我买了一把天堂伞,往回走。宾馆门口遇到华师大小顾老师和小胡老师,二位刚从书店逛回来。这两位到什么地方都去逛书店。一个不喜欢书的人去做出版,会把书纯粹做成商品。她们这样热爱书的人去做出版,我想把书交给她们是很值得信靠的事。晓清在南京当穷学生的时候,用一块钱买三个烧饼抵一餐饭,却成天去先锋书店买书,跟先锋书店的人都熟了,所以给我安排了这场活动。
次日到南京,下午到书店。本以为只是个小圈子的座谈,但去的时候吓了一跳,下面坐满了人。幸亏有但汉松老师助阵。他几百人的大课都上过,这种场面根本不算什么。我平时培训的受众,只不过是少数一些老师。我们两个人,就好比《小马过河》里的松鼠和牛一样,这样的场面接受能力完全不一样。松鼠很快就慌了,露出控制不住局面的局促和慌乱来,屡次向牛人求援。但老师居然把我的那本书看了一遍,还做了标记,说起来头头是道。他回答问题也很风趣,由于他的出现,气氛颇为活跃。后来的提问环节也幸亏有他在场,问题他都给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复。谈话中间,我的导师刘海平先生也来了。他坐在一个我没有看到的地方,我没有看到,否则更紧张。最近南大110周年校庆,有很多活动和应酬。他还在和钱佼汝老师一起,指导一场即将前往香港的《威尼斯商人》演出。百忙之中恩师还抽空特地赶来,叫人情何以堪。得知我回国没带电脑,刘老师索性把他的电脑和手机借给我用。
来的很多人是大学生,提的问题很有针对性,比如网络教育、公开课等,这方面的兴趣,让我倍受鼓舞。我一直以为课程的设计是一个没有多少人会关注的领域。但聊天当中,我发现教育里的很多话题,比如学生的自律、激励、网络课程,都和教育的系统化设计有关。提问中有一个高中生让大家印象十分深刻。说到学生激励的问题,他说到了激励的反效果。我还遇到一个从事基础教育多年的翟老师,她对于基础教育的革新很有想法,希望以后大家有更多机会切磋。
签名售书的时候,我惊喜地看到了译林的几位老师,包括豆瓣大名鼎鼎的桃花石上书生。她是我《唯美主义者最后遗言》一书的编辑。如果没有她把关,那本《唯美主义者的遗言》很难做好,因为书中写的是王尔德在巴黎的生活,我不懂法语,而桃花石上书生是我在南大的远房师妹,师从许钧老师,学的是法语专业。她还给那本书写了一篇序言,文笔优美。我很希望那本书有机会再版。和译林合作多年,但是大家一直没有机会见面。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能见到各位。
三
晚上和刘老师吃饭。大家多年不见,我发现他虽然是快退休的年龄,但是在做着很多事,和过去那时候一样。这旺盛的精力,应该与身体无关,而是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使然。这是一位十分关心学生的老师,微博上我一提起他,他的好多原来的学生说他”边看牙医边帮我改论文“, 或是“一面让我把论文重写了三遍,一面又锲而不舍地给介绍男朋友。”他对学生的关照,可以说是细致入微。他的教育、示范和提携,影响了我的一生。
饭后从北园回到南圆,门口站了一下。过去卖五块钱三场电影的售票窗口关着,没看到海报,估计不放电影了。附近一对年轻的情侣在吵架,姑娘哭着说她是这样一个性格,你说话这么刺激,以后日子可怎么过。我会心地一笑。想起了《地之国》里年轻同事找汉斯打探婚姻境况的情节来。汉斯说这就好比一个即将远航的水手,向归来的人打听海上的惊涛骇浪。日子是用来“过”的,一个关一个关地闯,但是日子也会把人一点点打磨,让我们变得没有脾气。只不过我总不能冲过去给吵架的情侣去说,多少的道理,最终都得个人在阅历中去领悟。
回到南苑,发觉Longman在等我。他一天下来,一直在陪同Emory大学的访客,后来又接待一位来南京看病的老友,我没有手机,和他联络不上,他和我多般联络未果,于是守株待兔等我。他非常疲惫,靠在沙发上和我叙旧。我们彼此都经历了不少波折,但是谈话的样式,却和过去一样。 我们平时联系不多,一见面依然如故,能有这样的朋友夫复何求?
凌晨四点就醒了,等到天亮的时候出门,想去找小粉桥路口的安庆馄饨,如果还在的话。馄饨摊子已经不在了,在附近的一个地方,有个卖早点的铺子,那位老板我看了半天,认不出来,不像原来的那位。于是我就走了。
回到南园,逛了一下。打开水的地方还在,放了很多水瓶。南大校园比以前更漂亮了,号称五月花海,青春燎原。校园里有很多学术讲座的海报,多伦多的博士,科罗拉多的教授,名目繁多,学习资源可谓非常丰富。但老师介绍,校庆期间,学生可以去听不同的讲座,拿一本“护照”盖章,完了可以换一个学分。学校广告也很多,我大致扫了一下,发现和前途有关:求职正装定制、第二学位、文登考研、三道考研快题,考研集训营、新东方雅思、学雅思来郎阁, 还有一边是考研魔鬼集训,一边是太傻网留学天堂,中间的求学阶段估计介于炼狱和人间之间。我第一次来南大的那年,看到的海报有些很有个性,记得有一海报说要清蒸撒切尔夫人。现在这种说法太生猛,就是出现,也归小百合管。这么走马观花看一看是看不到的。
去二十舍门口,找一个保安给我拍了张照片,准备回头给小孩看。他问什么时候毕业的,我说都十五年了。他说那太久了,原来的很多人员都不在了,也就二食堂还有一个卖饭票的师傅还在。我们以前二十舍的门卫想必也走了,那位王师傅,常穿着没有标记的草绿色外套,笑眯眯地给我们用煤油炉煮方便面。数学系博士叫他少将。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在五楼的走道上扔哑铃。还有没有人在喊“一缺三”找人打八十分。二十舍门口是一报警站,早班的校警过来了,好奇地看着为什么有人会在这里拍照。校园门口,三三两两聚着其他几个上早班的保安,在痛骂地沟油。
四
回到家,仍然是早晨三四点醒,再也无法入睡。外面 一片蛙声,从各个方向传来,立体环绕。快到天亮的时候,百鸟齐鸣,其中还有久违的叫着“麦黄禾禾”的布谷鸟声。从上高中开始,就没有在五月这个时候,回到家乡。这个季节,田野里有一些刚下种的水稻,饱满的油菜,金黄的麦子。这几天下着小雨,放眼山间,青翠欲滴。门口的杏子缀满枝头,青青的,拇指大小,风一吹,很多落在了地上。听说现在小孩不怎么吃这些水果,吃了闹肚子,都喜欢吃小店里买来的各种零食,喝那些不知什么来路的牛奶。我劝我大哥不要给他孙子喝牛奶,但是他说不知是不是牛奶里放了什么东西,小孩子喝这些东西都开始上瘾了。
农村现在人口很稀少,看到很多留守的孩子和妇女老人。大家的精神生活相当凋敝,打麻将居然是最常见的一种消遣。
垃圾是一个大问题,根本没有处理、回收的机制,就让负荷沉重的大地在艰难地接受着。如果各级政府真想办事,不要老想着招商引资,而应该把垃圾的处理、道路的修建、文化生活的建设等实实在在的事情做起来,让那些本来在打麻将的人有事可做,把环境改善,让祖宗传下来的福地厚土,变成新的乐园。
偶然回来,但是在各处的哥哥姐姐,仍然借着这个机会赶回来,全家团聚,其乐融融。我能给予的很少,大家的付出很多,返乡总是对心灵的一次疗治。
乡里的民风很奇怪,电视上社会新闻里的事情,以各种变种,在乡村上演。隔壁的村里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子,跟别人生了孩子闹离婚。我妈说她是旧社会的人,死脑筋,将这一切一律归结为不合常理的“怪事”。
隔壁大姐家有人送来了一只鸟笼,里面有一只八哥。大姐说这八哥很笨,只会说两句: “你好”,还有“老板”。
又隔一日,去二姐家吃饭,见到了几个外甥女的夫婿。工作几年之后,几个年轻人选择了自己创业。外甥女婿小朱做了几年医生之后,选择了自己开诊所,做小针刀手术,把我们亲戚家腰酸背痛都给治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在我们市里,把很多腰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肩周炎等老毛病治好了。虽然刚刚创业,但开始有了不小的名气。另外一个外甥女和丈夫小胡也离开了工作多年的上海,回到老家做灯具生意。但愿这是以后谋生的常态。
小胡开车送我回家,路上我让他把我丢在我当初上初中的地方。从毕业后,我就没有回到这里。门锁着,我敲门,说是这里毕业的,看门的大姐给我开了门。里面看上去基本格局没变,但房子新建了,门口修建了一个凉亭,还有两个荷花塘。校园里人声鼎沸,应该是课间休息的时候。过了一会儿,铃响了,立刻恢复了寂静,唯有老师的声音。二楼有老师在放录音的英语听力材料。一楼左侧有很多办公室,除了行政办公室之外,我还意外地看到了心理咨询室和留守儿童办公室,这在过去是没有的。
过道一侧的黑板报上写着中考倒计时的时间,另一侧是党务工作报告,上面也提到了年度的各种工作先进,但是上面提到的老师几乎都不认识了。在教师宿舍区,我看到了体育老师张老师。据他介绍,学生每年大概减少五六十人,而今只有二百多人了。问及原来那位下雨天给我们读武侠小说的体育老师刘老师,他说回家从事养殖,不久前还上了电视。
出校门,在门口一理发店理发。理发的师傅问我是不是到学校送货的,可惜我无货可送。一聊天,发现她矮我三届,老师基本上是一帮人。她得知我从外面回来,很惊奇我口音没有改掉。我想这怎么有可能改掉?甚至说我的普通话根本就没有学好。理发只要五块钱,简直太便宜,我只有十块,叫她不要找了,她说不行,要找的。各个地方,都还有这样诚实的劳动者,社会还没有完全变得那么唯利是图。
五
18号到合肥,见到汪汪。他不知不觉把合肥包括附近一些城市,包括吴平安,和远在凤阳和宁国的老同学给召集过来了。大部分同学已经20多年没有见面了,如今分布在各条战线上。我们晚上聚集在一饭店吃饭,大家感慨平日饭局,大家出于等级和职业的考虑有所隔阂,但是同学在一起,用汪汪的话来说,这一切都算个屁。这些年下来,大家变化都不大。只是汪教授大变活人,从过去憨憨的性格,变得能说会道,尤其擅长表扬女生。20多年后,他终于道出了当年我们都在学习、吵闹,他躲在蚊帐里练气功的秘密所在。原来一直跟哈姆雷特思考: to be or not to be 一样,他是一位冥想者,气功不过是幌子。他在老鬼鬼吹灯之后打坐,其间思考:为什么老鬼能勾到我们班的女生,而他不能。这里我能大胆地揭露他的底,不怕他来报复 —— 奉天承运,因为什么敏感词的缘故,网易把他的帐户取消了,害得他无法留言,所以从此之后,他的历史以我的讲述为准。
老鬼现在在开发区做了个局长。现在大家都已经人到中年,大部分人都做得不错,物质条件跟当年判若天壤,只不过一提到教育大家就摇头,因为小孩基本都是上学的年龄,教育的问题很多。饭后局长开车,汪汪、平安和张俊峰送我到火车站。行前汪教授用他的名字给我买了个东西,只不过时间仓促,我尚没有机会作奸犯科,以便栽赃汪教授。
六
在南京开赛珍珠研讨会,这是一次筹划已久,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拖到现在才开的会议。会上来了国内赛珍珠研究的几乎所有专家。密歇根大学的尹教授问,赛珍珠研究是不是从过去不被问津,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变得太热了。刘海平老师说,哪里,全国研究赛珍珠的人,都坐这里了,也不过这一些人。盛宁老师说,他过去主编《外国文学评论》,关于赛珍珠的文章只发过一篇。至于大众媒体的热门,可能是因为赛珍珠和徐志摩、胡适、林语堂等民国名人交往不少,而民国人物本来就热门,所以顺带着“热”了起来。会上我还见到了很多过去的老师,还有几位通过电子邮件神交已久的朋友,如镇江的裴伟。我发觉他就好比长了两条腿的赛珍珠研究活百科,说什么他都能一二三四说出很多史料来。我还见到了《赛珍珠文化传记》的作者Peter Conn教授和他的夫人,还有另外一位来自英国的传记作家Hillary Spurling。 我跟她说,上次去爱尔兰,因为跟车上的一位高中英语老师Mary说起了她这本传记,聊到了赛珍珠,结果车坐错了方向,跑到了北爱尔兰境内。Spurling说他见过品特,不久前还跟品特的夫人吃过饭。好小的世界。
下午去游中山陵。东郊果然是一绿肺,空气清新。这里已经不再靠国父敛财,把门票免了,游客非常之多。路边也有很多小摊贩,卖各种工艺品。Hillary Spurling买到几只草编蟋蟀,喜不自胜。
陪同我们的是几个南大外院的学生,看面貌以为是本科生,一问都是在读博士。我们那时候读博士的多半是中年,现在博士怎么都这么年轻了?
晚上去状元楼吃饭,饭后坐船游秦淮河。我们在船上看风景,风景中的人看河上的我们。
次日到上海,晚上回家。回来正好赶上F3的小学毕业典礼。就这样,匆匆忙忙但又大有收获的旅程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