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ith Grossman, Why Translation Matters, 耶鲁大学出版社，2010年 

翻译是一种“动态对应”，一般来说，这是指文字风格，社会效应也是这样。以《布鲁克林有棵树》为例： 因四五十年代的读者，美国很多人刚经历过大萧条和世界大战，对书中记载记忆犹新，故而此书十分畅销。但是近年美国经济又不怎么景气了，此书又热了起来。此书译介后，《经济观察报》上有篇文章，说深圳关外的一个读者在看此书，将深圳关外比作了布鲁克林，如下是“深圳关外一棵树”的描述：

“他说自己看过一本叫《布鲁克林有棵树》，大约是讲一个住在布鲁克林贫民区的小女孩回忆童年的故事，她后来成了大作家。他很喜欢这本书，但没能将清楚为什么喜欢。也许是因为深圳和纽约很像，纽约有个布鲁克林区，住的多是下层市民，从东欧来的犹太人，以及斯拉夫国家来的穷人，而深圳有个“关外”，住的多是外来的打工者。从布鲁克林里走出了很多知名的企业家和美国名流，希望“关外”也能走出可以幸福生活的人。（柜族：装在柜子里的成功梦，《经济观察报》2010年3月25日）

文学有时候就能这样，出其不意地帮我们在一个不同的层面上，理解我们自己的处境，让我们活得稍微超脱一些，洒脱一些。

这是文学翻译作品引进重要性的一个完美佐证。把一个好的作家或者作品带进来，带出去，最终会产生什么样的共鸣，根本无法预料。这就像圣经里耶稣说的撒种子，有的种子撒下去遇到了好土地，生根发芽，有的被鸟啄走风吹走，有的发芽然后被晒死。可是这一切你都别管，那是土地的事，不是撒种者的事情。

在美国媒体上的几篇关于翻译的文章中，我都看到了《翻译为什么重要》(Why Translation Matters)一书的介绍。所以托图书馆借来，发现才出版不久（2010年版）。

此书为耶鲁大学“为什么…重要”（Why X Matters)讲座系列之一。作者做了两次讲座，一次是泛泛而谈说作者、翻译和而今的读者，一次是谈她翻译塞万提斯的体验。后来她又补充了一章，“诗歌翻译”。

和大部分文学翻译一样，Edith Grossman平日做老师，业余当翻译 （sunlighting in teaching, moonlighting in translation)。她主要翻译从事西班牙语－英语翻译，其作品《唐吉诃德》是一公认的名译。

不过翻译的重要性这个话题让一个翻译来说，是颇尴尬的事情，这像是自卖自夸。 可是这个话题又是不得不谈。这涉及到两个问题，我已经讨论过多次，一是报酬和社会地位，一是自我认同感。前者是社会跟翻译过不去，后者是翻译跟自己过不去，二者一为横轴一为纵轴，形成一个坐标系，翻译却往往在上面找不到北。

不少文学翻译都有“正式工作”，跟玩票一样在做翻译。但这毕竟是一项耗时又未必讨好的工作。 从这本书，尤其是诗歌翻译的谈论里，能看到格斯曼对两种语境（包括不同时代）和诗歌风格了如指掌，她完全知道她在做什么。就是这样，还免不了有一些以偏概全通盘否定（dismissive reviews）的评论。在中国这样的评论者更是比比皆是。不负责的翻译是有，可是不负责的评论更多，让一些译者感到气馁。可是唯一的对付办法，就跟本书作者那样，一直翻一直翻下去，最终那些不负责任的评论自然没人理睬。和任何其它行当一样，文学翻译也需要抗压能力和定力，甚至更需要。

翻译的重要性可以往大里去说。没有翻译，就没有欧洲的文艺复兴，没有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这些文化复兴和运动，直接就是翻译引进外来思想所致。可是翻译也带来了一些值得争议的东西，比如将一个学说、一家之言、一个假说从一国传到另外一国，结果变成了真理。达尔文的进化论北引进过来，就是个明显的例子，在美国，创造论和进化论至今仍在交锋，可是在中国，这个假说就一直是中小学课本里当真理来教的，很少有人质疑。

可是作者虽然题目起的是《为什么翻译重要》，事实上写的是文学翻译这个小的系统。正是在这里，我们受到了一些启发。关于文学翻译怀疑人生的问题，作者说得最多。

第一个问题是原创性的问题。翻译是一种公认的再创造，可是这个“再”字很要命。任何一个翻译，“私下里都认为自己就是一个作家。”翻译希望和作家挂钩。这是翻译要过的一个心理坎子。

诚然，作家带来的创作，是可以传世的。据说托尔斯泰临死之前，《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就在病榻前，托尔斯泰告诉帕斯捷尔纳克：一切都会过去的，金钱，权势，甚至国家，然而如果你的作品中如果留下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它才会传留。可是力冈老师翻译的《日瓦戈医生》会不会传留呢？

不是所有人都敢于承认自己有这个兴趣，也不是所有译者都有这个信心。 不过人们往往觉得自己的身份价值，和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今天我们知道，林琴南是个古怪的翻译家，但其本人最为自豪的非为翻译，而是文章。他甚至大言不惭地说：“六百年中，震川外无一人敢当我者。”这个合乎桐城派章法的文章大家，如今人们记不得他都写了什么，却都知道他翻了那些。

同样既写又译的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就没他们这些顾虑：

“如果我能写原创作品，那不错，很好。可是如果我（我的意思是写作形式）翻译他人的作品，那也很有价值。这二者哪里有什么区别？（What difference does it make?) 

确实，原创未必一定就有价值。是傅雷翻译的《高老头》有价值呢，还是一些用内分泌用下半身写出来的作品有价值呢？这个答案是明显的。

所以翻译也是 一门独特的艺术，未必得屈膝于作家，未必得在“原创”面前低眉顺眼。

有些原创反倒是喝翻译奶水长大的。好的翻译是可以丰富一个语言，一国或一人之文学。上文说的威廉姆斯，还有庞德、村上春树、戴望舒、鲁迅，都是写译相长。在翻译的过程当中，一些外来的语汇和别样的表达，会让一个语言更为丰富。 跨越语言的互动，在文学的交流和传播中极有价值。书中举的一个例子很有说服力：福克纳的写作，沿袭了西班牙和拉美文学的一些传统，以至于他被人戏称为“美国的拉美作家”。由于福克纳文字的西语文学气质，西班牙语世界的作家视其为己出。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早年，就如饥似渴地翻看福克纳所有的作品，并公开承认福克纳对他的诸多影响。这就是英语世界和西班牙语世界的一次有趣的撞击。95年，克林顿访问哥伦比亚的时候，就让福克纳“魂归故里”。克林顿和哥伦比亚主人聊起了《百年孤独》，哥伦比亚方面说到了福克纳，记忆力过人的克林顿居然站起来，大段大段背诵起《喧嚣和骚动》来。

文学翻译促成了这些文学界的交流，最终也促进了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如果说一个科学家可以抵得上五个师的话，一个好的翻译，在两国的交流当中，抵得上一个外交使团。文化的水乳交融，相互影响，是各民族交往无形的润滑剂。 优秀的作家，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可是借助于翻译，他（她）才能变成世界的。文学是没有国界的，但是跨界的时候，得过翻译这一关。世界上有六千多种语言，即便一千种有书面文字，我们懂一门语言，还有999朵文字的玫瑰，我们看不见嗅不着。当然，是不是要多嗅呢？这是后话，我们押后再说。

翻译重要性的另外一个心理坎子，是翻译到底算不算一门独特的艺术？如果是一门艺术。是哪门子艺术呢？

书中说是阐释艺术（interpretive art)。作者在这里， 提出了翻译身份焦虑症的一剂解药。 这解药和我们所用的比喻有关。我们常提“目标语言”和“来源语言”，仿佛这是一个搬运的过程，事实比这复杂。 翻译就如同跨越灵界的巫师，一边听着这边在讲，说着那个世界的话语，又同时出现在另外一个世界里。翻译得认真聆听两个世界的声音，熟悉各自的文学传统，历史体验，文化差异和两种文法、词汇的结构。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才会有“阐释”一说。

那么翻译工作的一个追求，就是通过这样的阐释，再现一种作品的美丽来。这和音乐是一回事。贝多芬已经死了，我们再想听到他的《第九交响乐》怎么办，听别人指挥的作品。可是富尔特文格勒有富尔特文格勒的指挥风格，卡拉扬有卡拉扬的指挥风格。卡拉扬就是贝多芬的翻译。我们不说这叫翻译，叫“演绎”。

事实上，我们这世界上任何人，但凡是要表达，谁不是在“演绎”或者“翻译”呢？如果柏拉图是对的，世间万事万物，都是一些“理念”的模仿，影子。而表达，则是影子的影子。我们都要把我们脑海中的理念，图景，模糊的想法，“翻译”成我们各自熟悉的文字，有时候我们说得接近一些，有时候不那么接近，我们都是在“演绎”。如果我们每个人能够精准地表达我们脑海里出现的每一件事物，大部分战争都可以避免。当然也可能在理解之后，出现新的战争。翻译就仿佛给我们开了天眼，让我们看到了从前不曾看见的东西。

由此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人是一个矛盾的东西。世界好多人，坐井观天地活着，反而很踏实很自鸣得意，也挺好。反倒是一些眼界打开的人，身子却还陷在旧的生活里，就好比被人追赶却动荡不得的噩梦，活得也很痛苦。眼界打开，这是一条不归路。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也是坑人的。马尔克斯说他在看到卡夫卡的《变形记》之后，“我再也没法带着以前的宁静去入睡了。”

直到后来跑去写了《百年孤独》，然后才睡了个好觉。

接下来读者睡不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