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中间我估计一个原因，是因为美国人通常比中国人高大，所以用药量自然比较大。同样，我发觉体检抽血也是。化验的时侯抽血，都是大管子一抽几管子，看得人都想晕倒。有过这种抽血的经验之后，我去年跑去献了一次血，一看血站工作人员拿了大约五六个袋子跑过来，我差点就跑了。我记得我是来献血的，不是送死。

使得事情更为糟糕的是，工作人员是个维吾尔族人，我以为是前段时间发生了民族矛盾，抓了些维族人，这位工作人员“血债血还”，找我下手来了。还好后来她跟我解释说只要一袋子，我方才如释重负。

除了这种量上的差别之外，“质”上的差别也比较大。比如人发烧，我们用被子捂出一身汗就好了。美国医生让你自己洗温水澡降温。到底哪个是对的呢？我至今都不知道。这会不会也和体质有关？大部分白人十分怕热，但是并不怕冷。民国期间，有美国人去中国中国传教，在街上宣传说地狱的熊熊烈火如何酷热，有个中国人在观众中面不改色心不跳。传教士问：你哪里人？他说：我南京人。

而南京和江苏其他一些地方的传教士，如赛珍珠的爸爸赛兆祥，都在庐山置有消夏别墅，因为一到夏天，他们实在受不了。我们办公室的空调，一个夏天不知调整了多少次。空调稍微坏掉，我半天都觉察不了，但是我隔壁的同事准会跳起来，打电话去找人修。空调好了，突然办公室冷起来，我第一个会冻得哆嗦，但是几个白人同事就像没事一样。可见大家体质上对于外部环境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故而遇到发烧的时侯，一个降温，一个加温。

再比如牙齿。我们中国的一些说法是，牙齿不好，那么肯定跟身体内部什么机能有关，或许是肾不好导致你牙齿松动。但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能保留就保留。美国牙医则不同，给你拍下X光，然后拿出图片出来告诉你，你牙龈的骨头收缩到了什么什么地步，你哪里哪里发炎了，然后说：拔掉！这时侯你可以跟他发生言语上的拔河，说不拔。他说你不拔，这个牙齿发炎导致的血液坏掉，这血液会流到你心脏，和身体其他各地。听他的口气，你不按他的说法去做，接着就会一命呜呼。

由于这种体质上观念上的各种不同，我们一开始对于西医将信将疑。腐败分子尤其如此，一遇到什么毛病，她习惯于自己解决。她治病有三大法宝：醋、盐水、红霉素眼膏。这种治疗办法，往往让人提心吊胆。我说你又不是医生，你瞎折腾什么，还不快快约医生？她说她很懂医学，说很多年前读书期间，她曾经看过《本草纲目》。我说从来没看你看文言文？怎么啃了《本草纲目》我都不知道？大隐隐于吾宅内也！她说她看的是翻译过来的白话文版本。这哪行啊，李时珍错一点，翻译错一点，加上材料上差一点，结果还不失之千里？光学《本草纲目》不行，要想成为一个良医，起码得还得学一点质量控制里说的六个西格玛，从而认识到每一个小环节上的失误，最终会造成结果上的巨大偏差。修家里的水龙头这种事，可以看Youtube录像自己动手，大不了水漫金山保险公司来赔。医学上的自助总是很悬乎。有一《庸医传》记载：“长兄某，幼学文，屡试不中。弃文从武，一发毙鼓吏。又学医，三年无一顾者。偶得小疾，自试一方，卒。”

但是某些人就喜欢用各种不可靠的信息来源来支持自己的决定。后来，《本草纲目》也记不得了，此君开始道听途说，广泛采纳各种偏方。有回体内出现结石，她就听说了一道美国偏方，就是连续很多天大量喝果汁。偏方之所以叫偏方，定有其偏颇之处—— 喝果汁的办法即便见效，结石或许没了，如此大量吸收糖分，不怕得糖尿病？最后，果汁喝了白喝，还是去医院给治了。

美国的偏方就可能偏得更离奇了，因为他们的思维模式，通常是针对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Out of Our Minds:  Learning to be Creative一书里，Ken Robinson说过一个故事，说英国有个演员叫大卫，常年喝啤酒，结果肾给喝坏了，去看肾病专科医生，医生说这是你喝啤酒喝的，你得戒酒。大卫说我当演员，我怎么能戒酒呢？医生说，那你能不能别喝啤酒了，改喝白酒？大卫瞪眼说：你不知道喝白酒会喝出肝病来么？医生说，你是来找我看肾病的，肝病关我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