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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现在面临国债到期还款,奥巴马和国会议员近来常在商谈如何解决问题。要还钱,得“开源节流”,开源的办法包括加税、追讨海外逃税等。“节流”则意味着很多项目和部门经费需要缩减。最近国会在讨论是不是要砍掉国家科学基金会下设的社会、行为和经济科学理事会。《纽约时报》的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撰写了《不经反省的社会》(The Unexamind Society)一文表示反对。他认为一些行为科学的研究,对于社会项目的改良作用非常之大。我们对于人类行为以及背后的人性认识得越深入,社会项目就越有的放矢,事半功倍。在美国,人们领驾照的时侯,可打勾选择参与器官捐赠,参与率为14%,而在波兰和法国,参与率为90%,为什么有这种差异?因为这两个国家领驾照的时侯默认值是器官捐赠,你不参加才打个勾说不参加。同样是打勾,由于默认值的不同,结果天壤之别。这个例子说明,行为科学的研究发现可以直接用来改变社会项目,提高实施的质量。
布鲁克斯在文中强调,对于人类行为规律的研究,未来会有长效影响。在这种时侯削减这方面的研究开支,“仿佛哥伦布即将到达新大陆时,突然砍掉航海的经费一样。”这些科学研究看似“软科学”研究,不像自然科学研究那么实在。但很多此类研究可直接造福社会。理解“人性”,可帮我们理解项目成败原因,也可在此基础上指导项目设计。前些年我曾经采访过著名教育顾问亚历山大·罗米佐夫斯基(Alexander Romiszowski),问他走遍五大洲从事教育技术咨询,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说教育设计中最大的问题,不是教育、设计也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人性的乖谬“(quirks of human nature),比如一些项目的实施者喜欢对前任的工作全部推翻,从头开始,”娃娃和洗澡水一起扔掉“。”人性乖谬“的话题,虽说非常庞杂,但是社会研究通过合理量化,可挖掘出很多可资决策应用的结论。
美国很多社会项目的决策或实施,背后有社会科学研究的支撑。在教育领域,我都能从自己小孩的成绩单上看到一些邻近发展区(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的说法。此概念指的是学习者实际的发展和在专人指引下能实现的潜在发展之间的差异。这个理论源自苏联发展心理学家列夫·维高斯基(Lev Vygotsky)的相关研究,该研究被教育研究和决策者落实到了教育管理的实践当中。一个更为普遍的例子是“布鲁姆知识分类”理论,几乎美国中小学教育者都知道,且会以此引导教学的设计和测试题的制定。美国教育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是这种教育研究的应用带来的结果。国内教改之中,希望也能以教育研究为引导,并在实践中拓展、深化研究。
布鲁克斯在文中强调,对于人类行为规律的研究,未来会有长效影响。在这种时侯削减这方面的研究开支,“仿佛哥伦布即将到达新大陆时,突然砍掉航海的经费一样。”这些科学研究看似“软科学”研究,不像自然科学研究那么实在。但很多此类研究可直接造福社会。理解“人性”,可帮我们理解项目成败原因,也可在此基础上指导项目设计。前些年我曾经采访过著名教育顾问亚历山大·罗米佐夫斯基(Alexander Romiszowski),问他走遍五大洲从事教育技术咨询,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说教育设计中最大的问题,不是教育、设计也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人性的乖谬“(quirks of human nature),比如一些项目的实施者喜欢对前任的工作全部推翻,从头开始,”娃娃和洗澡水一起扔掉“。”人性乖谬“的话题,虽说非常庞杂,但是社会研究通过合理量化,可挖掘出很多可资决策应用的结论。
美国很多社会项目的决策或实施,背后有社会科学研究的支撑。在教育领域,我都能从自己小孩的成绩单上看到一些邻近发展区(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的说法。此概念指的是学习者实际的发展和在专人指引下能实现的潜在发展之间的差异。这个理论源自苏联发展心理学家列夫·维高斯基(Lev Vygotsky)的相关研究,该研究被教育研究和决策者落实到了教育管理的实践当中。一个更为普遍的例子是“布鲁姆知识分类”理论,几乎美国中小学教育者都知道,且会以此引导教学的设计和测试题的制定。美国教育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是这种教育研究的应用带来的结果。国内教改之中,希望也能以教育研究为引导,并在实践中拓展、深化研究。
近年是这种行为科学研究的好时代,很多有价值的研究结果不断出台。例如,行为经济学家、杜克大学丹·艾瑞里教授所写的《怪诞行为学》(Predicably Irrational),就从人类行为的角度去思考很多经济问题,个人读来很受启发。书中有个理论,叫拥有的成本(cost of ownership )。作者举例说,当年在杜克大学读书时,为了看球赛,学生们搭帐篷连夜排队买票,后来也只有少数一些幸运儿能买到票。后来作者便做起了假黄牛,开始倒票。有趣的时,他找人买票的时候,那些拥有了票的人要价几千块,可是他去卖票的时候,那些曾经去连夜排队购买的人却只愿意出一百多块。同样是那些一起在搭帐篷排队的学生,同样是那张票,为什么一个认为值几千,一个认为只值一百?这中间到底出现了什么变化,变化是一个成了“有票”阶层,有票的人会死命给票的价值灌水,没买到票的也已经死了心,提不起兴致了。你让他花上千块去买?他不如花一百块去酒吧看大屏幕呢。
此理论可以解释不少社会现象,比如农民不愿意换城市户口的现象。但是正要开展实际决策,最好还需验证理论的假设,在实际调研当中得出更为具体的、可供应用的结论。2011年7月7日至8日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2011中国农村发展高层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介绍的一项研究成果,那就是八成以上的农民工不愿意放弃农村的承包地、宅基地换取城市的户口。城市户口在户口的拥有者眼里价值更大,这也是一种拥有的成本。有了这样的研究结果作为参考,我相信相关决策会更有依据。当然,需要谨慎的是,研究也是人为的,结果的阐释也五花八门,关键还是研究要独立客观,不受人为干扰。另外,也得保证研究过程的严谨和结果的准确,如此,才能有效地指引各项决策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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