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书记》，郭凤岭编，柳鸣九著，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

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基本功，唱戏的说念唱做打，说相声的讲究说学逗唱，中医说望闻问切。一个职业，要想做好，需要培养什么样的能力？中国人讲究悟性——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在工业化、批量化思维主导下的美国，人们则非常重视能力的模型建造（competency modeling），以期认识到专才们的“核心能力”，好去刻意培养后进者。如果用这样的思维，去建设文学翻译者的能力模型，又该包括什么内涵呢？在看金城出版社新出的《译书记》一书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这本书归属于一个有趣的关于书的系列，系列还包括《编书记》、《买书记》、《写书记》。对爱书人来说，看这种书背后的故事，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体验。《译书记》就是在讲述译书人的故事。这些故事也不仅是一个小圈子的孤芳自赏。作家、翻译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称：所有人类沟通行为都是翻译。一部文学翻译的历史，又何尝不是译者所处时代人与人沟通的历史？书的编排是按译者年龄顺序，从生于1886年的夏丏尊一路下来，经文洁若、柳鸣九、杨武能、郭宏安、林少华等名家，到“七十后”的新生代译者如孙仲旭、黄荭、袁筱一。书中讲述了几代翻译人的苦辣酸甜。译书人的口述实录，也能让人窥见从事这种黄卷青灯的伏案工作，究竟有何职业素养之需。

可能很多人都能认同的一点是，译者也得是作者和学者。“译者出版的翻译作品可视作创造性和学术性工作的结合。”（美国文学翻译家协会）过去从事文学翻译的人，本来就是在象牙塔内的学者。例如，张玉书是北大西语系教授，田德望曾在弗洛伦萨大学攻读但丁和文艺复兴的博士。他们把翻译当作了一种学问的追求。有些译者一开始做翻译，是“动机不纯”的，不是要彰显翻译，而是作为一个研究者，对于某作品玩味已久，不译不快。萧乾和文洁若早就把《尤利西斯》当宝贝，研究了很久，早“蓄谋”将其译作中文。绿原译《浮士德.》，也是希望读者得鱼而忘笙，借着译本，去对作品本身感兴趣。即便译者消失在茫茫人海，也心甘情愿。“我把自己喜爱的、受到感动的作品译出来，只是希望叫更多的人同我一样能在文坛的荒原上看到路边一丛丛绿草，驻足休憩，环顾一下四周，再继续赶路。”（傅惟慈）

译者也必须是一个创意的艺术家，能再现原作神韵，这个没有什么规律可言，连被很多人接受的“信达雅”三原则和“动态对应”原则，也不过是粗线条的指引，翻译当中遇到的是千千万万个具体的问题。大部分问题，是需要就地解决的，再一流的翻译理论家在边上，也无可奈何。翻译《神曲》中用韵文还是散文，《唐吉珂德.》前塞万提斯的讽刺式赞美诗是译还是不译，这都是问题。在个案的处理中，方显现出译者功力深浅。此书中讲述了很多译者的这种处理方法，比如施康强先生，模仿明清话本的问题，解决《都兰趣话》中模仿古法语的难题。

好译者还得有点使命感。中国最早的译者唐僧就很有使命感，是要把佛经传播过来。西方也一样，很多开始的翻译工作是传教士们翻译的《圣经》，目的是要把神的话语传到地级。译者常被人戴高帽子，说是文化传播上的普罗米修斯。很多译者确实有这种情怀，有一种很强的使命感。如夏丏尊翻译《爱的教育》，是因他觉得当时的教育“从外形的制度、方法上、走马灯似的更变迎合，而于教育的生命的某物，从未闻有人培养顾及。”他甚至边译边掉眼泪，觉得跟书中所述一比，自己做得如何不堪。

此书另外暴露出的一些品质，很多人可能都曾考虑，但没有千篇一律的选择模式，比如个人生活的平衡、时间的管理等。田德望翻译一本《神曲》用了十八年。杨武能翻译《魔山》，前后折腾了二十载。翻译耗时间，需要再其他方面有所放弃。茨威格译者张文书的一句话道出了很多译者的心声：“翻译一部巨著，旷日持久，就不可能有很多时间来写评论。于是，痛感分身无术，左右为难，也痛恨年华流逝，岁月蹉跎。”翻译中的苦，由此可知。很多人埋怨当今译者“浮躁”，出活太快。这个问题也不能简单论断。过去一些翻译，是圈内大腕，比如是文学期刊主编，人脉广泛，翻的书自己可以做主。那时候很多翻译的书，连合同都不签，有的是翻完了才给出版社的。如今很多翻译图书本身是商业化制作，出版社之间有原著合同期限的压力，且面临同行之间的残酷竞争，所以出版社对译者压力也很大，要限期完稿。过去的翻译有时候时间上更潇洒。翻译家柳鸣九一直羡慕田园生活，但是又不可得，在城市的噪音和喧嚣之中，他拿翻译《磨坊文札》当“镇静剂”，一需要时，就拿来用上一两个小时，不需要时，就放在一边，往往两三个月，甚至半年一年都不去碰它。”这样的宽松，商业化环境之下的译者真是只有羡慕的份。此书的编者郭凤岭曾考虑收入我的《翻译和养猪的对比》。此文正是说这种生活的平衡、时间的管理等问题，但是考虑到文中牢骚太盛，我让请其另选了一篇，亦即《翻译是一场漫长的卧游》。

l翻译其实和其他很多人类精神活动一样，需要有集体的智慧。翻译的工作是孤独的，但是大部分翻译的人，要靠很多人的帮助。好的译作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点在重译上表现得最明显。郑永慧和傅雷分别都翻译了《卡门》，傅雷译文在前，郑永慧揪出了很多错误，但仍说“傅雷尚且如此，遑论我辈”，颇有些“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之风。重译其实也有重译的难处。一个先前的译者，表述已经非常高超，无从超越，硬是表达不同，恐适得其反。诸多译本，其实是可以互补，而未必是相互排斥的。在这个问题上，绿原先生认为有一个 “理想的译本”，这译本“能驱遣读者对译本的流连，促使他对原著产生‘一窥全豹’的欲望。”

或许 “盲人摸象”的比喻更为贴切。每个人都能表述出一个自己理解之中的作品来，而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全貌。如果不是硬伤连连，而仅属风格差异，合在一起，兴许对原文本的认知和欣赏更有好处。 能达成这种共识，还需要一种绅士之风。文洁若女士说《尤利西斯》也有诸多日文译本，而译者之间“还没听说哪位译者指责后来者抄袭或剽窃了他的哪段译文。这些日本同行都有雅量，看来前人甘愿做后人的梯子，以便让日本广大读者读到更翔实可靠的译文。”有的译本两个译者相互轻视，甚至相互嘲弄，这就有失风范了。假如我们不再是认定非此即彼，而是认同各有千秋，这个游戏，不是更好玩吗?

作家们经常说自己的作品是半成品，比如福克纳说他所有的作品都不行，所以“三十年来我接着往下一部一部这么写下去。”所有翻译的作品，都是在特定时间内，强令自己交稿的半成品。我想大部分翻译的心里都有些缺憾，所谓理想的译本，或许永远只是下一部。

《南方都市报》2011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