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克拉荷马上班时，北边不远的堪萨斯威奇塔法庭通过学校外办联系到我，让我去做翻译。当事人王国伟（我称他伟哥）原本在福建务农。后来和其他村民一样，偷渡到了美国，靠一胎化的借口申请庇护，获绿卡。他英语基本不会，先是在一餐馆打工，后来自己在威奇塔附近一个小镇买了个小餐馆。餐馆前任老板是一个外逃贪官，被国内通缉，但是贪的钱没有好的洗钱渠道，绝大部分被困在国内，取不出来，辗转逃到美国后生活困顿，落草到这个没有人知道的小地方，按照国人偷渡者的传统，身份合法后，开了个小餐馆谋生。不过因涉案金额大，国内司法后来还是想方设法和美国联系，将其带回了中国。

 

伟哥接手后，服务员中有个墨西哥女子告他在厨房用咸猪手捏她臀部，并试图强奸。争吵之下，叫来警察。警察出于安全考虑，将此公收押。拘留后，警察循例打电话给中国领事馆。领事馆的电话，通常是摆设，很难真的打通。

 

伟哥就一直在拘留所关着，像关到鼓里一样，和狱方无法沟通。外面的世界并不平静：一个中餐馆老板性侵被抓的消息，在向有“平得像个煎饼”之誉的堪萨斯，可是大件事。在美国，一个小镇可以没有邮局，但是一般不会没有“熊猫自助餐”、“长城餐馆”、“四川餐馆”之类的中餐馆。这家倒霉的小镇一个老板被中国司法抓走了，一个老板被美国司法抓走了，小镇的中餐就此凋敝，大家回到了汉堡、薯条、炸鸡的传统美国生活方式上，连左宗鸡、酸甜鸡这种伪中餐也吃不上了，很郁闷。但想到自己过去吃过的春卷，可能是性侵的咸猪手包出来的，人们愈发义愤填膺。伟哥的事迹，一下子被威奇塔报纸、电台、电视台发觉，纷纷报道。警方发布消息时，鼓励更多受害者站出来举证。这下好，一下子冒出了别的几个女子，也说打工期间，被王老板摸过、猥亵过，仿佛伟哥不是小中餐馆老板，而是在竞选州长。

 

伟哥被关押二十多天后，有保释公司找到监狱里来，要出钱把他保出去。当时司法机关设的保释金为八万美元。保释公司的运作是这样的：八万块他拿不出来，但是保释公司可以给他出。他必须分期付款，给保释公司20%，一万六，并保证按期出庭。如果嫌疑人在法庭规定的审判日期准时出现，法庭就把保释公司押付的八万美元还给他们，这样保释金公司从嫌疑人身上净赚一万六美元。如果嫌疑人到期不出庭，保释公司就亏了八万美元。美国犯罪电影里我们经常看到保释公司出去搜捕嫌疑人的场景。他们是不论死活的——人死了，法庭也有义务归还他们的押金。

 

被保释出去之后，伟哥以为平安无事，就分期付款给保释公司，以为从此以后，和保释公司打交道就可以了。此后他一直没有等到开庭的消息，以为事情可能已经了结了。法庭开庭是需要时间的，各种案件多如牛毛，法官、公诉人、法庭其他工作人员人手有限，都只能按部就班一步步来，不是抓了马上就审的。这一点伟哥严重误判，从小道消息听说被捕后三天必须审判。可见在陌生国家不调查清楚其办事规律，是多可怕的事。

 

等候期间，伟哥听说国内老父病倒，就跑回去探望。严格来说，这是违反了保释规定的。保释公司和他签合同的时候，是要他不许离开，去什么地方都要汇报，甚至拿走了他的护照。伟哥称护照丢失，去中领馆重办了护照，这等于单方面宣布保释公司的护照作废了。

 

回国之后，本该呆国内，毕竟中美没有引渡协议。堪萨斯州不大可能为他这事去和中国协调，将他引渡回来。但过了一阵子，伟哥觉得在美国被保出去，交了不少钱给保释公司，应该给讨回来。他于是又跑回美国，进关时被抓个正着——他从保释公司逃庭一事，使得他进入了罪犯追查的联网系统。加州警察将其抓获后，告知堪萨斯司法部门，堪萨斯部门将其引渡到当初犯案的管辖地威奇塔。

 

法庭找到我的时候，伟哥已经在威奇塔的郡监狱关了六个月了。接到他的案子后，我第一次陪律师走进监狱。第一次去，是律师开车带我过去的，一路上我们聊美国司法系统，我等于补修了一门美国法律课，律师说你应该去学校申请三个法律课学分了。

 

到了威奇塔监狱，发现它并非联邦或州监狱那种最严管控的状态，进去之后并无听到鬼哭狼嚎。监狱中间放风的地方很大，像封闭的篮球场，有一天我过去看的时候，发现里面大家有的在散步，有的在打球，悠闲得很，风尘仆仆赶来的某翻译，顿时感觉生活在外头更苦逼。问伟哥在里面有无受罪，被人揍什么的。他说还好，他住单间。问他在干嘛，他说成天在监狱中睡觉，踱步，活得像个哲学家。看这情况，拘留所也就是一大学生宿舍。只可惜这只是“预览模式”，而非是实际操作模式。一旦定罪，转入州监狱，或许情形就不一样了。

 

见面后他直言自己清白，说是那墨西哥女子诬陷他。他最关心的问题是：“保释公司的钱还能拿回来吗？”

 

我说自从他逃庭，保释公司的八万块打了水漂，火老大了。

 

“那要是我无辜呢？”

 

律师说：“也拿不回来了。”他转向我：“这些保释公司都是大鲨鱼，吃人不吐骨头的，别说你逃庭导致他们损失，就是你按时出庭，也不大有退钱的事发生。当时签合同时候你没有看吗？”

 

“当时没翻译跟我讲啊。我以为保出去，没罪给我退钱呢。他让我签字我就签字。”

 

律师说：“下次任何人找你签字，你要搞清楚签什么字你再签。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

 

伟哥说那亏大了，他就是回来讨钱的，谁知道是自投罗网。他让我告诉律师，他这算自首，会不会宽大处理？就说中国就这么办的。

 

律师说不是这么来的，怎么判断要看陪审团成员如何判断，是综合方方面面情况的。

 

陪同律师的翻译比较简单，时间上、场合上压力都不大，难的是庭审。律师告知，庭审是否举行，是否顺利，翻译是最关键一环，不然大家全都抓瞎。开庭不仅考虑法官的日程安排，还事关证人的召集、陪审团的选择，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要是找不到翻译，或是翻译放了鸽子，麻烦就大了。故而到庭商定庭审日期时，律师称我有正式工作，并非全职翻译，需从单位借调，还要从外地过来，请法官在时间处理上优先安排。法官说：没问题，可优先安排日期，让法庭事务员玛莎具体操办。玛莎说会根据我的时间，安排在春假期间。在国内当翻译多年，翻过杂志文章，翻过领导讲话，翻过城市宣传文宣，翻过楼盘广告，常被称作“小翻译”，地位卑微。不想在美国当法庭翻译这么威武，所有人日程都根据翻译的日程来调整，这叫一个威风！

 

日程下来之后，我发现搞错了一周，亦即是春假后的一周开庭。问律师庭审需要多长时间，律师说难说，可能要一个星期，甚至更长时间。我表示，这样请假比较难。律师说，没问题，我可以写信告诉你老板，也可以让法院发传票。不久，我果然收到人生当中第一张传票。传票上规定，在庭审期间，我必须作为证人全部时间出席，否则罚款500美元。拿到传票后，我想翻也得翻，不想翻也得翻。我把传票发给老板，说需要请假。老板说你这是为美国牺牲自己的工作时间，我感谢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让你利用假期时间，你假期还是留在以后回国时用吧。这话把我感动得稀里哗啦的。这老板的境界，和要你“996”的当代周扒皮老板们差别多大啊。

 

需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我的任职资格。法官将我招呼到陪审团室，问我在哪里工作。我说某高校。他说巧了，我们是校友。上次学校的校友返校日文艺汇演他还去过。

 

“说说你的背景，”他说道：“我们注意到你并非注册翻译。”

 

“我在国内英文专业毕业，给多家公司和个人当过翻译，包括你们州长。”别说，堪萨斯州里曾经和国内有交流，州长有讲话，我还真给翻译过。美国中西部翻译圈子很小，转着转着就找到了我。

 

“我看那就行了。”

 

原来这家常是一个小面试，看我是否够格。

 

不过，法庭手续很严格，繁文缛节不少。到庭之后，法官把我、律师召集到他面前，问伟哥和律师是否同意，豁免让法庭注册翻译代表自己的权利，双方均表示同意。就这样，我的资格认证，被法官、当事人、律师私了了。

 

无经验或不合格的翻译，会导致案件处理的延误，和沟通上的错误。庭审之前，律师通过谷歌云盘，发来伟哥被捕后刑侦警察做笔录的录像。录像上的翻译是一个曾经在中国生活过的美国人。他能说一些汉语，不过做翻译还牵强，例如罪名都没有搞清楚。问话时伟哥问他犯的是啥罪，翻译说是严重罪行。伟哥问多严重。翻译说是和性有关的犯罪。

 

伟哥说：哦，是说强奸罪，流氓罪。

 

不知道伟哥是否知晓，而今流氓罪现在已经没有了。搁在严打时，犯流氓罪会被重判，有的人甚至被判死刑。换言之，伟哥知道了犯罪性质的严重，问题是翻译没有听清什么叫强奸罪、流氓罪。

 

刑侦警察问他们到底讨论什么。

 

翻译说：“他说他的罪在中国不重要，只是轻的罪。”

 

这引起了警察的反感。他断然纠正：在美国，这是二级性侵 ——一级是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性犯罪。

 

这中间的沟通，阴差阳错，如同在看黑色幽默的电影。一个犯罪嫌疑人，不管他自由的时候何等跋扈，一旦被抓之后，都颇为无助。司法系统若不人道，怎么作践均可以。这是法律必须讲究程序合理性的原因所在。若想保持程序合理，翻译误会到这里，刑侦警察就不该继续询问，而是找更合适的翻译来协助沟通。这种耽误，使得案情一拖再拖，直到保释公司前来，把稀里糊涂的伟哥稀里糊涂地保了出去。

 

第一天的任务是挑选陪审团。陪审团成员十二个人，如《十二怒汉》电影里说的那样。但是被召集过来候选的有四十八个人。公诉人和辩护律师分别和陪审团交流，一问一答中，考察他们能否客观公正，排除其中一些人。公诉人、律师和法官可以共同排除一些人，然后双方律师各自排除十个。剩下来的人中间，法庭选取前面十二个人。

 

在选陪审团的问答中，公诉人的问题，侧重于这些人能否给人定罪，比如她问这中间有没有人被性侵过，是否认识被性侵的人，是否认识性侵犯，是否需要人证物证齐全才能给人定罪？公诉人为争取好感，也在问询中说些笑话，让大家放松下来。提问环节她问一个潜在陪审员：你的性生活，会不会公开在法庭上说？

 

那位老年女性说：“会啊。”

 

公诉人又问：“具体细节你会不会说？比如你最后一次性生活是什么时候？”

 

老年女性说：“昨天晚上。”

 

整个法庭笑翻了。

 

被告律师的问题，侧重于给人定罪所需的举证责任。他通过问答方式教育潜在的陪审员，举证责任完全在原告一方，如果原告不能提供“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就必须宣布被告无罪，将其当庭释放。

 

问答中，我一直在做同传，这并不容易，法庭的场景有时候比较杂乱。有时候几个人在说话。有时候一句话没翻完，下一句话已经不经意地飘走。法庭记录员后来称，她注意到，发言者声音高，我翻译的声音就随着高。她有情绪，我也表现出有情绪，我头一回知道自己还可以这么声情并茂，不断给自己加戏，堪称影帝。

 

我于是降低了嗓门，以免多声道影响了她的记录。出庭人员看起来渐渐忘了我的存在，各自用正常语速对话或陈述。被告上证人席给自己作证的时候，法官叫我不许发挥，而是逐字逐句翻译被告的话，我才从同传变成交传。这个过程当中，公诉人提问极有技巧性，诱使被告在时间点上描述错误，自证说谎：

 

“你离开威奇塔，有无跟保释公司打招呼？”

 

“没有。”

 

“为什么？”

 

“讲不清楚。”

 

“你为什么离开？”

 

“老父病了。”

 

“不可以跟保释公司说吗？”

 

“事情紧急，必须回去。”

 

“你从威奇塔回去中国，要多少小时？”

 

“不知道，好像有飞机直飞吧，也可能没有。”

 

“你离开威奇塔后，先去了哪里？”

 

“新奥尔良。”

 

“你在新奥尔良呆了多久？”

 

“一个多星期吧，老板后来业务不行，让我走了。”

 

“你去了哪里？”

 

“纽约。”

 

“呆了多久？”

 

“七八个月吧。”

 

“法官大人，我没有别的问题了。”

 

公诉人就此打住。她成功地暴露出了伟哥的前后矛盾，留白给陪审团去下对方撒谎的结论：一面说回去看老父紧急，一面不慌不忙去新奥尔良和纽约，这个如何解释？伟哥应该并无撒谎——传讯保释公司作证后我发现，保释公司听说他被捕后，舆论沸沸扬扬，小餐馆门可罗雀，倒闭了。他欠下房贷车贷，生活困难，同意他去新奥尔良和纽约去打工的。他应该是在纽约接到电话老父生病的电话，然后回去的。问题是他自己不懂得澄清。休息时，我说他应该澄清事情的次序和时间点，他说次日再说。律师次日宣他作证，他依然问一句答一句，未能澄清自己回国的时间次序。我在边上着急，也没有办法，眼看着伟哥一个坑一个坑接着往下跳。法庭一直在记录，我不可以添油加醋。

 

此案缺乏物证，只是双方的一面之词。公诉人找来办案的警察，问有无可能收集物证。比如收集DNA证据。当时的警察跑到中餐馆，沟通不畅，直接逮捕，并没有收集物证。这么一来，案件的证据仅剩人证。出席的人证接二连三，被告律师请求他们回避，以免误导陪审团，但是未获法官支持。法官要求陪审团成员仅考虑证人的证词，能否说明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连贯性。而并非判断单个案例能否给人定罪。再清白的人，也架不住几个人的证词。最后，陪审团判定嫌疑人有罪。

 

那一日，我回到汽车旅馆，颇为难受。外人总以为出国多么光鲜，事实上一旦有事，小事也会是大事，人会孤苦无依。在陌生国家讨生活总有风险，除非你精熟地掌握其语言和文化。这种例子不胜枚举：英国人海伍德以为搭上了中国权贵，勒索无度，反误了卿卿性命。美国大学生奥特·沃莫拜尔（Otto Warmbier）跑到朝鲜，摘了宾馆一块牌子被抓，被朝鲜整成了植物人后被送回国，不久丧命。传奇登山家汤米·卡尔维儿（Tommy Caldwell）和女友等人在吉尔吉斯斯坦攀岩时，被叛军抓获，在荒山野岭间被押解，不知去往何方。后来在山巅，他把最后一个押解的叛军推下悬岩，侥幸逃脱。

 

我只是翻译而已，本不该站在一方角度考虑问题，同情他的遭遇。但此案这是大家空口对质，案情不明，并无物证。在此情况下，同胞被判罪，多少有些难受。像这种情况如果有钱，可以请好律师，随便从程序上找个漏洞，也可以让伟哥脱罪。很多关键点我作为外行都能看出，但此案辩护律师并没有抓住，我又无法越界去干涉，否则和我的翻译身份冲突。律师是法庭指定的，是那种公家的律师，只按时间收钱。人是很好，慈眉善目，像肯德基上校，但是在水平上，在凶狠程度上，比公诉人差远了。有钱没钱，这种时候真是决定命运。

 

次日是定罪审判。去之前我在汽车旅馆吃早餐，遇到了一位证人。按照规定，我们不可以互相说话，我只是点了个头。她竟然白了我一眼，我意识到这事居然把我扯了进去，仿佛和我也有了什么关系。

 

回到法庭之后，陪审团的任务是给罪犯量刑。律师再次请求让伟哥作证，说明自己过去没有犯罪记录。这本来应该是大好机会，澄清自己并未逃庭，可是伟哥站在那里惜字如金，一句话都不多讲，导致了机会浪费。我开始怀疑，他是不是有点神智不清，其回答问题的方式显然不及常人的思维水平，更谈不上是公诉人说的那种有预谋的、习惯性的罪犯。让一个智力上有问题的人，被过度惩罚，我内心会不安。但是我也为自己感到可耻。一个智商有问题且英语都不大会的人，在美国可以开餐馆，若不是此事耽搁，赚的钱并不比我少。我怎么解释我自己的生涯？

 

但是这个先不管了。首先是不是有机会帮这哥们减轻一点刑期。我自己要求作证，想说说我观察到的嫌疑人异乎寻常的行为表现。律师也提了出来，但法官说看不出嫌疑人表现异常的地方，另外他说我并不一定有心理学方面的任职资格，否决了这个提议。

 

最后，陪审团判了他八年。他当场被警察带走。在这个世界的某个阴暗角落里，他将荒废八年时间，没有人会在乎他的处境。我告诉他，在案情对他这么不利的情况下，他做什么、说什么都无济于事。他问自己表现得怎么样，说得好不好？我违心地说：很好了。让一个人在接下来的八年里，一直处在对法庭表现的懊悔状态，也颇为残酷。

 

“人太多，我蒙了，”他说。

 

这事就这么完了，做完翻译，玛莎问我要不要咖啡，我口干舌燥，去要了杯咖啡。在茶水间，一个法官过来跟我打招呼，说大家都在说你的翻译出色，过来认识一下。回到法庭，法警说他过去看过很多法庭翻译，尤其是西班牙语翻译，头一次看到有人在法庭上同传。

 

这是一次另类的体验，当时感觉颇为新鲜。但几个小时之后，心理阴影开始扩散开来。那人只是个到美国重新讨生活的人，可怜多过可恨，但庭审中公诉人和证人的声音开始在我脑子里响个没完：“他是惯犯！”“恶魔！”美国政坛、商业、传媒界那么多要人，同样被很多人指认性侵，可是他们都幸运过关。社会上对这种现象的不满淤积了起来，伟哥属“顶风作案”，有这种结果不难想象。不幸中的万幸，是此事并非发生在种族隔离时代，否则十有八九会激起暴民，将其私刑处死。假如每个证人作证之前，或是陪审团判决之前，看一遍《杀死一只反舌鸟》，想想自己可能有的主观甚至歧视，又会是什么结果？

 

一个月后，伟哥被转到了州监狱。几天之后，他给我打了个电话，问能不能送他一些中文书，包括中文《圣经》。监狱里经常会有牧师过去传道，但用的都是英文圣经。我打了个电话问监狱是否可以，监狱说不可以直接送，必须从规定的地方购买了邮寄，以免携带私货。另外不可购买硬皮本，硬皮本可能被犯人用来当作凶器或自残工具。我第一次知道，知识还有这么一种力量。我辗转买了几本邮寄了过去。此后我们再无联系，不知他的书都读得怎样了，是否了解外面的沧桑巨变。如今微信走红了，我们成天拿着手机在刷微信。有一天，我看到刘强东在美国涉嫌性侵，被抓捕时说的第一句话是：“我需要一个翻译。”后来刘老板很快获释，回到了国内，风头十足，鼓励员工拼搏，称混日子的人不是他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