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有一对老夫妇，酷爱种菜。春天一到，就开始忙着泡种、搭建温室、培养菜苗。他还非常热心，将菜苗分发给其他很多中国家庭，辅导这些家庭种菜。一年四季，老夫妇很多时间用在了种菜上。

这位老夫妇原本是跟着父辈，早年从国内闯到了韩国，后来又从韩国到了美国，在美国开餐馆，把三个孩子拉扯大，孩子们现在都很有出息，成了医生或者工程师。我常感慨，老夫妇二人，辗转了几个国家，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现在，到了美国，终于可以安安心心来务农了。

在这里的中国人社区，有很多家庭像这对老夫妇一样，在自家的后院种菜。我自己也是。虽然收成总是不佳，倒也乐在其中。我在网上写到此事，有位读者反馈道：“自家屋后种菜？不是所有中国人都这么干的，要看每个人的背景，如果你不是农家子弟或者小镇长大，不会这么干。”似乎是我给在海外中国人抹黑了，只有来自国内小镇和农村的乡巴佬才会干这种事情。

这个判断完全错误。至少在我们这个小环境里，种菜的顶级发烧友反倒是一些原本来自城市的中国人，虽然这一点我无从解释。比如我上面说的这对老夫妇， 以前从来没干过农活。倒是在美国的环境里，培养出了农民的很多习惯来，比如看天气下种，计算日期等等。

另外，那位读者的价值取向也大有问题。干一些农活，在美国这里没人觉得不正常，一个菜种得好的人家，还有很多人羡慕。这还不是完全地从事农业，而不过是一种家庭园艺活动，为什么就有这样的读者，立刻敏感起来，觉得这似乎是见不得人的事呢？

看来，几十年的心理暗示，已经让人对“农民”这个标签，以及任何和农业有关的事情，都避之而恐不及了。

由此看来，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不仅是一个实体问题，也是概念问题、心理问题、潜意识问题。这也是我在观察中美两国乡村生活后发现的现象。

二 美国的“二元”结构

俄克拉荷马属于美国的农业州之一。我们现在的地方，在国内就应该属于农村，或者说是“城乡结合部”。在路上开车，偶尔还能看到一片牧场，里面有牛或者马。这里离开俄克拉荷马城二十分钟左右，属于俄克拉荷马城的“卧室社区”，也就是说，很多人白天在“城里”上班，但是生活却是在乡下，这也是一种有趣的“二元结构”。

赤贫的人，反倒是住在城内的多。中产阶级和富人阶层，很多住在环境更优美的郊外。从资源分配上看，由于郊区的富人多，纳税充足，所以我们这里的学区，远远好过“城里”。而在教育界，“都市学区”（Urban school district)、“城内学校”（Inner city schools)往往反倒是教学老大难。在环境上，显然也是郊区和乡村更好，空间更为开阔，绿化覆盖率更高，而学校、图书馆、公园这些基础设施，基本上是城市有的，乡村也有。至于生活上的便利，比如用水用电、家用电器、通讯设施等等，城市有的，常被国内游客讽为“鸟不下蛋”之地的偏僻地方也一应俱全。

由于基础设施大同小异，美国很多地方到底是农村还是城市还是小镇，无法准确判断。很多郊区小镇，如雪城郊区的利物浦，亨廷顿郊区的巴伯斯维尔，都叫“村”（Village),却又是附近经济、教育最为发达的地方，各方面条件远远好过邻近的城市。我现在生活的地方，叫“埃德蒙市”，事实上不过是一个小镇。如上所述，它的教育条件远好过俄克拉荷马城。最好的学区并不在我们这里，而在邻近的一个小村，小村名叫鹿溪。鹿溪村不但找不到村委会所在地，连个邮局、银行都没有。

而一个人是不是农民，不但无关紧要，也很难判断。前几天，我问一个教授，暑假准备去哪里。他说他暑假不出门，得照顾自家农场。原来这位老师是出门就是教授，回家之后就是农民。另外一位工程系教授，家里有个很大牧场。我们MBA项目的一个老师，家里也有几百公顷农场。

由于俄克拉荷马幅员辽阔，在当年“圈地”（land run)运动之中，很多人家积存了不少土地。但是后来的子孙，职业选择比较多元。到后来，就形成了维持一个农场，又从事其他职业的奇特现象。由于土地费用和地产税，外加耕作机械化，一般人没几个钱，还做不成一介农夫。

这也是美国多年以来，没有强制人为的城乡划分，任其自然发展，而形成的一种比较和谐、比较常态的城乡共存关系。

如果说俄克拉荷马是一个农业州，这种现象比较极端的话，在笔者曾经生活过的纽约州，也一样是乡村和城市同步发展，并驾齐驱。上州的农业、种植业发达，而到了下州的“大苹果”纽约城，就有了华尔街和时报广场，上州的乡村生活印迹荡然无存。纽约城未曾阴谋去将上州去城市化，而上州的人也未必羡慕纽约城的忙碌和拥挤。换言之，在美国，农民多半是一种职业，乡村生活是多种生活方式的可供选择的对象之一。在这样的多元选择当中，当然也有城市的人对选择农村生活的人颇有微辞，但同样，乡村的人也尽可以对“城市老鼠”加以挖苦。

美国的乡村和中国的乡村，已经不是一个概念，二者也不具可比性。但正是这种可比性的缺乏发人深省。为什么在美国，住在乡村或是来自乡村，不过是一种职业的、生活方式的选择，而到了中国，来自乡村，就成了一种身份呢？

三 作为概念的乡村

在中国，人们之所以要摆脱“农民”的身份，是因为在集体潜意识里，“农民”已经成了二等公民。一个乡村的家长嫁女，明明男方家里有房子，却非要莫名其妙地让其去周边小镇上去买房子。这个小镇上未必就有她女儿的生计，而他们未来女婿，可能还得费力地骑着摩托车从小镇上起早歇晚地回去干农活，这又是何苦？

据我的了解，在我的家乡，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农村的人，在模仿小镇的生活方式。小镇的人，在模仿小城的生活方式。小城的人，在模仿大城市的生活方式。这一层又一层的拙劣模仿，最终又被商家利用，成为商机。一些劣质产品，先是在大城市，过时之后，开始转战小城、农村，很多时候，这种传播，也是借助于“城市优于农村”的心理暗示。

由于这种扭曲的二元分割成为常态，“农民低人一等”成为正常的社会概念。新华社记者唐师曾“发现”了隐居深山当农民的北大博士和老师王青松夫妇，媒体和社会的吃惊程度，不亚于发现外星人到了上海外滩。此事之所以激起波澜，皆因在中国，乡村是用来逃离，而不是用来投奔的。

“城市”和“乡村”，分别已经成了名实不符的概念的建构。比如在“乡村”的概念里，一些好的东西被剥夺，余下的全是负面的内涵。

我在一个小村长大，以后到小城市芜湖上大学，再到中等城市南京读研究生，毕业后又去了大一旦的城市深圳和上海，接着又跑到美国，从新英格兰地区到阿帕拉契地区，在到而今的南方乡下，这么一圈走下来，经过比较，觉得人生再来一次的话，我还是宁可生在农村。

农村生活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是一种比较完全的预备。你可以在这里看到春日满目的青翠，秋日山间的绚烂， 你可以在小河涨水的时候去抓鱼，你可以躺在紫色苜蓿地打滚， 可以在夏夜躺在竹床上仰望星空，也可以站在山岗，看着小村的炊烟袅袅升起，你可以看着雨后的新笋破土而出，也可以在麦地，摘个麦秆，抬头吹着豌豆看着它的蹦跳，你可以在田野干活的时候听农夫的山歌，也可以在红白喜事的宴席上听人谈天说地…乡村的生活虽然艰苦，也有一种不可取代的趣味。作为一种成长的预备来说，乡村的成长，能让人更容易和大自然产生亲和关系。一个乡村长大的孩子，见到土地见到花朵见到树木的时候，会有一种自然里长大的孩子才会有的亲切。

可惜当人们说到乡村的时候，总想到的是苦大仇深，总觉得农村的生活，是一个可以去俯视去同情去教导去改造或是去鄙视去厌恶的生活形态。一个在城市长大的孩子，没法理解乡村生活的乐趣。如果不幸落到了农村，比如上山下乡，那么回忆的时候，便视其为人生的伤痕和青春的失落。而这种普遍的社会形态，又折回来影响乡村的人对于自己生活形态的认知，让其无从欣赏自己生活中的馈赠，以至于人们对于发展的认知，便是走出农村，走向城市。而农村的出路，便是城市化这种单向的、一维的发展模式，而不是让城市和农村能够在共存、多元、复合的模式下并驾齐驱。

四 发展的陷阱

之所以在乡村的概念里，只剩下了发展，这和多年来的人为扭曲不无关系。这种概念的贫瘠，是和乡村实体的相对贫困和资源分配的人为不公联系在一起的。

四九年后，为了整个国家的发展，强制建立起城乡二元结构，拆东墙补西墙，以牺牲农村、农民、农业为代价，发展工业和城市。但是在这种阶段性集体发展结束之后，甚至在中国成为世界瞩目的主要经济体之后，国家并未放弃这种一边倒的政策倾斜，废除被无数人斥之为“万恶的”户口制度，反哺农村，纠正先前的人为错误，而是利用“城市化”，对农村进行二次掠夺。

近些年我也曾有机会返乡，发觉我印象中那“玫瑰色”的乡村，正慢慢在消失。乡村在陷入新的凋敝。我问我二哥，一位在故乡从事教育的老师，农村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他总结了如下几点：一是土地的商业开发，牺牲了农民赖以生计的粮食用地，水资源缺少系统保护等现象，威胁饮水安全；二是农村人口的“三八（妇女）、六一（儿童）、九九（老人）”化，种粮青壮年人奇缺，粮食早已不能自给，粮食安全不保；三是环境污染严重，特别是方便袋、化学制品包装的泛滥，使农村人的健康状况变差；四是结婚、生孩子、死人、生病等大事高消费及攀比成风，致不少农民再次贫困；五是城镇化后，普通农村家庭的子女上学难、择偶难、住房难。

这诸多的问题，首先还是资源的分配不均。比如儿童的上学，资源分配上，城市和乡村几有天壤之别。乡村的孩子非但在学校投入上，没有和城市孩子同样的资源，在图书馆、书店等配套的发展资源上，也一样不能享有国民待遇。这种种资源的匮乏，和机遇的不公，继而又在进一步深化城市优于农村的集体潜意识，导致乡村找不到合适合理的角色定位，而在模仿城市生活方式之中，迷失了自我。比如高消费和攀比，这未尝不是对于城市的模仿。传统的农民不会是这样的，大家只会就菜下饭，量体裁衣。另外，上学难的这个问题，缘起于城镇化。似乎城镇化才是乡村的出路，这个值得怀疑的潜在假设，为何没人站出来挑战呢？

在所谓“城镇化”的风潮中，我小时候上学的小学，现在就没了，拆了。我家背靠大山，在崇山峻岭之后，还有不少小学，也拆了。一些山里的孩子很可怜，一下子就失去了就近上学的机会。家长不得不跑十几二十里外的镇上租房子，或者干脆去买房子。在我们的农村老家，为了小孩上学，跑几十里外租房子买房子，这倒是新鲜事。那么租不起买不起的怎么办？脱离了土地进镇里找不到生计怎么办？

我想不出来这样的拆并到底有什么好处？你不能为了管理的方便协调的方便，去削足适履，给学生制造不便，给家长制造负担。如果你觉得学生怎么折腾无所谓，那么需要搞教育做什么？教育本来就是为了这些青少年的。怎能反倒将他们的利益摆到末位？学生不能就近读书，造成的社会问题如何解决？

我对我的乡亲们太熟悉，他们一定是先责怪自己没本事，没法在镇上买房子，而不会先想到他这政策的折腾本身是考虑欠周的。教育部门不能本末倒置，为了某个政策需要（比如城镇化），让人去强行适应，比如转学，租房上学，买房上学等等，这涉及到千家万户的生计，伤筋动骨，伤害了农民长久的生计。

这么做的动机，李昌平先生曾撰《警惕以教育推动城市化》一文，指出有关领导其实这样那样的考虑，都是变着名目在推动城市化。“只要把教育园区办起来，把全县(市)的好老师集中到教育城来，全县(市)的多数孩子就不得不进城读书。孩子进城了，家长怕孩子学坏，家长也得进城‘陪读’。老师进城了，孩子进城了，家长进城了，县城(市)的房地产就自然火起来了。”原来真正的猫腻，是教改搭台，经济唱戏。事实上这种经济发展，最终得到好处的是当地政府，而不是农民自己，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强取豪夺。

多年补贴后，城市本应反哺乡村，可以建设乡村的基础设施，提供各种机遇，让农民愿意留下来，在农村开拓一番天地，不再挤向城市，而不是反过来去对农村进行土地开发，侵占土地，再次掠夺。如果机遇的不平等继续下去，如果资源的投入继续向城市倾斜，如果对于乡村继续索取多余奉献，人口势必还会继续流向城市，造成高房价、就学、就业等一系列的问题。

我想，最好的办法，是把乡村还给乡村，而不是把乡村捆绑上城镇化的战车，进行新的折腾。这一点我想诸位读者一定都有各自的认识，希望能借此文抛砖引玉，激发大家反思“乡村”的概念，想一想它目前蕴涵的和本应蕴涵的一切。在盲目城市化的过程中，但愿有人会停下来质问一声： 谁稀罕城市化，不城市化行不行？何不创造条件，让乡村继续做乡村，做更好的新型乡村？

 

载于《同舟共进》杂志2011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