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南方周末》
近几年文化界总在议论如何让中华文化走出去，但结果往往是墙内开花墙外枯。比如汉诗英译，译者们自己或觉得博大精深，以诗译诗，精彩绝伦，但文学翻译博客Webwright则规劝中国译者莫要以韵译韵，否则都走不出打油诗的格调。由此看来，译事甚难，原文好比娘家，译文好比婆家，嫁出去的字，有时候难以两全其美，只能顾一头。
余国藩翻译的《西游记》，得到中美学术界一致好评。（资料图）
好的翻译，如芝加哥大学已故余国藩教授翻译的《西游记》，在1977年到1983年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几十年过去了，这部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巨著，全本翻译后并未引起轰动，甚至可以说继续维持罕有人知的状态。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在美国高校工作，中国人的身份让我有机会做些和中国有关的讲座。比如我们的《世界文学》课上，几年来几个老师曾请我去讲中国作品，尤其是《西游记》。平时我是去课堂上讲。今年《世界文学》课老师和学生真去牛津游学，去西游了。见不了面，我用视频录播的方式，和学生讲了一堂课，发送过去。视频末了我问学生，到底阅读中遇到了哪些难题？有哪些感兴趣的地方？不调查没有发言权，我想用这种小小的调查方式，从读者的第一线了解《西游记》西游难的问题。教授此课的艾尔·海利（Al Haley)老师特意布置了一份家庭作业，题为“致南桥的信”，让学生给我写一封信，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我一共收获到二十封来信。看完之后我集中回复，老师又给贴出来，并从中出题作为期中考试的内容。这辈子没做成教父，倒成教辅了。
交流当中，我没有看到任何人提到翻译的问题，当然这不说明翻译没问题，而是有更大的问题困惑学生。学生感到最大的不解，应该是信仰体系的冲突。《西游记》中不仅有佛教的菩萨，也有道教的老君，他们在天庭共事，大体上相安无事，各司其职。这在一神论的学生和老师眼中是不可思议的事。一神论往往排斥其他神仙，信基督教的上帝就不可能同时也信伊斯兰教的真主，反之亦然。道教和佛教两个不同的操作系统，而《西游记》将其放入同一个平台之下，还有属泛神论或自然神论范畴的各类妖精、妖怪，它们分属不同的神怪体系。在宗教上如何归属，书中并无准确交代。
有同学问《西游记》是否影响了中国人的宗教观点。我的解释是有所影响的。这与宗教经典的编纂和流传方式有关。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解经书汗牛充栋，而经典文献则经历过“归正”（canonization)的过程：被认可的经书被编撰成集，合成一卷经文，以《旧约全书》（犹太教）、《古兰经》（伊斯兰教）和《新旧约全书》（基督教）的形式出现。信徒认为这些书是不同“书籍”的汇编，在出版中则多以单卷本形式出现。归正过程决定了这些典藏中文献的收入和排除。拥有一套标准化的经文合集，有助于向信徒传授经文，使他们掌握关于自己信仰的基础知识。这种多卷合一的结果，也使得进一步翻译成为可能。
佛教和道教的相关著作，并未经过类似的归为一卷的过程，至今卷帙浩繁，以博大精深为美。从传播角度考虑，这种散布不尽合理：全世界的佛教徒、道教徒，尤其并未出家的平信徒，无法做到经典文献人手一册。缺乏道教“和合本”和佛教“新旧约全书”的普通信徒，可能也只是通过《西游记》这样的小说和衍生的流行文化产品，了解佛教、道教的皮毛，尤其是在这个连小说都没有人读的快餐时代。佛教的著作还有不少来自梵音的音译，并无现代翻译，让人无从理解，以至“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的现象常有存在。试问读者，除了《西游记》中的记载之外，大家对如来佛到底了解多少？通过《西游记》等书籍或衍生作品了解神灵世界，至少对美国人来说不可思议。《西游记》本身包含对两种宗教的“兼容并蓄”，美国读者可能智识上能够接受——毕竟这是玄幻小说，但感情上则是疏远的。他们觉得这种混杂的信仰体系，有一种对属灵世界的玩世不恭。
不少读者也看出了道教和佛教在书中的冲突，但作者是贬道扬佛，还是相反？有人说他喜欢佛教徒，正如孙悟空和道士比砍头的那一章在头部切割场景中，悟空的头长了回来，但道士的头被狗叼走了，看来是佛教胜道教。但学生所读选本中又载，阿傩、伽叶向唐僧师徒索贿不得，就把无字之经传给他们。美国学生认为这种贿赂和作弊，佛祖居然“什么也不做”，这是哪门子神仙？
过了“神”这一关，更难过的一关，是“精”和“怪”。中国民间信仰是万物有灵的，假设所有人、动物、植物、甚至无机物都嵌入了超自然元素。动物可以修炼成精。一旦成精，就会有超自然力量，包括变成人类形态。成精的狐狸会变成美女诱惑书生。这种精灵世界，其实比《哈利波特》《指环王》还要有趣。可是在文化传播上，这些精灵并没有被受众进一步认知。有位同学提出他玩过宠物小精灵Pokeman, 其中有类似于孙悟空的形象。如果能把琵琶精白骨精都给做成Pokeman式的人物，变成玩具或者卡通形象，成为系列，可能更加有趣。可惜在传播上，《西游记》的当代化多体现于影视改编。换言之，《西游记》衍生文化没有走出去，继而带动对原著的兴趣。
《西游记》在接受困难，还体现在小说风格上。有位学生觉得小说叙述冗长，很多细节凭空而来，又随风而去。他认为这本书是五六本书合成了一本书，或是先有一本，然后多部续集和前传。可惜吴承恩无从知道《哈利·波特》的路数，否则他可能玩得更加精彩。中国小说与西方小说并行演变，传统各自传扬。 许多中国小说属章回体小说，情节相当松散，说着说着就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人物说按下不表就不表了，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一切都不大符合西方人对小说情节起承转合和人物塑造的理解。没有人教中国古代小说家如何写小说，他们基本上只是在随心所欲地写，天马行空，充分发挥自己的创作自由。无从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一腔学问挥洒自如地铺陈在小说之中，写着写着卖弄几段诗词，或是对天干地支的理解。这给中国读者增加了很多阅读的趣味，但美国年轻一代读者觉得这种写作，属漫无目的的东游西逛，是写作上的无组织无纪律。
换言之，中国小说和美国小说虽然都叫小说，但实际上还是有质的不同。大家秉承不同的传统，以及由此生成的规则。美国而今的小说家，通常要上创意写作班，学习这一行的念唱做打。而中国的小说如同中国人的厨艺，是靠揣摩的。鲁迅先生就通过冷嘲热讽，整死了“小说作法”。不然的话，讨论一番各自写小说的“游戏规则”，可能东西方交流会更为顺畅一些。中国传统章回体小说的外国知音，可能还是在中国长大的诺贝尔奖得主赛珍珠（Pearl Buck）。她认为中国小说家就像现实生活中的人那样对待人物。人物没有后续交代，就好比我们在一生当中遇到的很多人物：他们进入我们的生活，走出我们的生活，很多时候来路和归途都没有交代，又何必死磕个结局来？不过赛珍珠之后，再无外国小说家去钻研这种小说写法上的规则碰撞。
余国藩是芝加哥大学五个系合聘的奇才。（资料图/图）
不了解背后的文明冲突，也不去促成规则的对话，只是骂翻译多烂，恐怕是缘木求鱼，最终原地打转。余国藩是芝加哥大学五个系合聘的奇才，翻译也得到了中美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在亚马逊网站上看，连他的翻译也罕有人关注。其他人可想而知。是时候想想翻译之外的一些问题了。过去曾有汉学家出于自身的叙述传统，“节选”着翻译中国名著。比如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翻译的A mission to heaven: a great Chinese epic and allegory和伟利（Arthur David Waley)翻译的Monkey：Folk Novel of China，都是节选，但是这种删减，并非偷工减料，而是《西游记》的写法，不符合西方对于小说的审美习惯。但这种节选，让中国文化人感觉十分不爽。有无反过来，多些批判性思维，想想吴承恩写作本身的得失？作者也是人，若是活着，也不一定相信自己的作品是多么完美，别人作些调整，未必都是戕害。当代作家，如莫言，对于译者的自主，就从容得多。
中国小说是否需要迁就西方的规则，可以说不需要，但也没有必要霸王硬上弓“走出去”。真想走出去，就得有些折衷，这里需要解决的不只是翻译问题，而是有无准备好心胸，在文化传播者两难的取舍之间，多给些时间和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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