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李一诺女士关于中国国际教育是个国际玩笑的文章（详见原文链接）在朋友圈热传。李一诺是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在中国完成大学本科学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李一诺在文中对社会办学的乱象提出指责，我赞同，也欣赏她创办一土学校的雄心壮志。她在积极改变国内教育上所做的事，我深表敬佩。她还指责有些有条件的人家，成为“季夫”、“月夫”，大撒把送孩子出去读书。对于家庭分离的成本和代价，她的判断是对的。但是别的很多说法我存在疑问。

需要无语话悲凉吗？

一诺对送孩子出去的结果表示悲观，有些杞人忧天，她用的词是“悲凉”，有些煽情。家长对国内教育不满，用脚投票，这些都是愿打愿挨，错了重来，迂回前进，有什么好悲凉的？值得悲凉的事情多了去了，但应该不是送小孩接受“国际教育。”

一诺女士提出了一个问题，对中国孩子最好的教育在哪里？从她说法上看，应该着力于把国内教育搞好，让人不出国门也能接受好的教育，这个初衷没错。从长远看，教育改变社会。从眼前看，社会改变教育。教育从来不处在真空中。单纯靠几个人的主观愿望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教育的改进，需要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

技术可以是人的延伸，是打破时间、地理、学力障碍的力量，理想状况下，借助它在国内做好教育并无问题。可惜受防火墙等壁垒型技术影响，立足国内，只得无奈接受方方面面人为限制。当然，我们常说慢慢来，一切都会好的，给一个家庭一万年，这些限制都会慢慢消失。可是很多家长面对的是孩子的有限人生，和自己的有限能耐，赌不起。权衡之下，送孩子出国读书，考虑就没有大错，除非有远见卓识的人，对现状做出深刻的改变。

在当前现状下，不出门也能把教育做好的说法，说的是狭义教育，亦即知识的灌输，技能的培养。广义的教育，事关你看到什么新鲜做法，和什么人接触，建立什么圈子，是否通过和其他族群的接触，而开阔眼界，这些是关起门搞教育做不到的。一诺文章最大的问题，是将起因和结果、手段和目的，混为一谈。面对中国教育中的乱象，包括高价外教班，所谓“国际教育”本身不是问题，退回“国内教育”也不是答案。

国际教育值不值？

这个年代人迁徙频繁，知识、技能也在跨境流动，“国内”“国外”教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必形成二元对立。很多孩子在国内接受高中、本科以前教育，在国外深造，然后再回国工作，已经分不清其技能组合来自国内还是国外。国家有国界，但教育应该无国界。

未来青少年发展的大方向应该是更为普遍的复合教育：他们得有开阔眼界，吸收不同体系之长。他们可以在比较不同知识和教育体系之后，作出有信息含量的选择，而非受制于一种并非自主选择的背景和环境。

一诺女士认为“国际教育”和成就相比，不值。值不值属经济语言。教育的效果，是否都要用投资回报率的视角去衡量？一诺女士任职的盖茨基金会经常提到一句让我深深感动的话，就是追求让所有人过上“happy, healthy, and fulfilled life”, 很少提到有钱有势当CEO。经济固然重要，但相对于happy, healthy and fulfilled life而言是手段而非目的。

海外华人真是一败涂地吗？

改革开放之前多年，中国闭关锁国，和外界罕有交流。国人八十年代才开始大量出国，至今，也就是一代人多一点、两代人不到的时间。大陆华人移民在49后出现了断层，第一代来美国的是80年代，如今大陆移民的孩子，陆二代，要么还没上大学，要么在上大学，要么还是职场新手，能有多少积累？再过二三十年看看？看今日海外杰出华人中，港台姓名居多，为什么？他们的教育交流没有中断过。

即便依据现状，时间上积累浅薄，环境上面临艰难，华人华裔在美国仍属高成就社区，被默认为模范社区。学业上，华裔学习成绩遥遥领先。大学录取若不考虑种族因素只考虑SAT和ACT成绩的话，华裔会碾压其他绝大部分族群。很多华裔家庭反对亚裔细分，害怕暴露出亚裔的高成就，使得有限资源进一步稀释。这种做法是否合理，值得商榷，但它从一个侧面能看出华裔竞争力之强。

在研究上、职场上，华裔面孔屡见不鲜，不乏改革开放后从大陆走出去的学人。2018年的斯隆研究奖中，华人学者中有18个获奖者，领域涵盖化学、计算机、数学、海洋科学、物理学。在数学领域，近年大名鼎鼎的张益唐，就是从国内出去的。

除了STEM学科之外，在我略微熟悉的教育界 ，外国人打进去是很难的，可俄勒冈大学赵勇教授、雪城大学的雷静教授这些大陆系学者，都在各自的系科身居高位。

文化艺术上，来自中国的有获得国家图书奖的哈金。芭蕾舞、交响乐这些领域华裔面孔随处可见。这些领域本为西洋艺术，却被东方的子弟反超，让人感慨良多。华人在国外社区并非根深蒂固，却能成为各业翘楚，说明中国人潜能巨大。

如何解释印裔在美国的成就？

以海外华人和印度人成就对比，印证送孩子出国的失败，不合事实，归因上也不合逻辑。

诚然，美国和印度体制类似，职场上容易建立信任，印度裔晋升的路子确实更为开阔一些。这一点非同小可。由于体制不同，从政府层面到用人单位，大家始终对于中国人有所防备。美国人对印度人基本上不设防的，对中国人则充满戒心，现在美国国会直接听证，公开讨论华人学生学者对于美国安全的威胁了。老百姓在为制度差异带来的偏见买单。

融入的另外一大要素是语言。中国人要过五关斩六将，首先要解决语言文化问题，而英语就是印度官方语言（不是一诺否定的那样），这方面就拉开了差距。一诺在文中轻视语言问题，以“外壳”之类说法轻描淡写，这是站着说话不腰。如果她语言糟糕，谁还带你玩？更不要说在海外职场获得提升？我认为，在异国他乡，对所在地语言掌握越好，前方的路越开阔。语言不只是工具，而是发展的加速器。

另外，一诺女士提到的很多印度高成就人群，我没有做过详细统计，但知道有不少是印度裔，也就是说自己土生土长在美国，而父辈、祖父辈来美国发展的。

印度人的成就和中国人的成就的不同，未必都是一个领域重量级上的差异，也有复杂文化、历史原因造成的质的不同。比如在就业选择上，我看不同国家的人，选择有时候会有差异。从前日裔美国人在美国开宾馆的很多，二战中美日交恶，他们失去了这些宾馆，被印度裔买了过去。如今美国的印度裔，掌控了美国40%的宾馆业，姓Patel的印度裔掌控宾馆很多，这些宾馆，包括Motel 6等低端市场，甚至被称为Patels. 还有很多印度人在美国开加油站。先辈做顺了，经营模式和渠道网络都是现成的，其他印度人来了直接进入，就好比福建人在美国做中餐馆，湖南新化人在高校边开复印店一个道理。中餐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到处都是，有人的地方就有中餐自助，是因为历史上《排华法案》断了华人求职的路子，大家只能自主创业，开餐馆和洗衣房。到美国后，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人，追求各有千秋。所以我说美国是各取所需的色拉柜台，或是同一底料、各自烫菜的火锅，而不是把人变得面目混同无法区分的的熔炉。

印度裔CEO多如何解释？

如上所言，这有文化和历史背景因素。印度人做管理， 是印度人在国内多为农民，好自由，不大喜欢被人管，所以总往高处爬。开宾馆开加油站也是这样，都是不想被人管。中国过去经济条件差，能出来的人，家境多半不错，多为教师、医生、工程师、会计师等家庭出身，习惯了靠一份好工作谋生的生存之道。

一诺女士多年从事管理咨询，多半只看企业界的CEO中有多少华裔。在企业职场，华裔委实面临“竹子天花板”，这有很多原因，相关文献汗牛充栋，不再赘述。但有一个现象很有趣，不是所有华人都对美国人津津乐道的“领导力”感兴趣。有些单位的中国人面临提升态度冷淡：美国当领导并无多少“油水”，多为“服务式领导”：他们得去开会，不少华人学者觉得这种事耽误时间，有的纯属扯淡，会影响自己在科研上的成就。我相信很多在学术界的宁可去花时间发文章，也不愿去当院系领导。在高等教育领域，当领导还得去求人、筹款，还不如当学者自在。

华人到了海外，打破官本位思维，安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甚至甘当平凡人，不再觉得万般皆下品、唯有当官好。这也是突破，且比多少人做了CEO更有意义。国内成就斐然的学者都挤破头去当行政官员，而不是追求做更卓越的学者，这就是鲜明反差。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国外华人若有心做企业，有成就的也不少，这是一诺女士没有浓墨重彩提到的地方。麦肯锡习惯什么事情都提财富500强，因为这些企业有不少是他们的客户。在美国，健康的中小企业、新创企业，往往更被关注。而在中小企业和新兴企业担任要职的华人是很多的。Yahoo, YouTube还不都是华人子弟发明的。近来美国颇受欢迎的企业Zoom, 创办人是华裔袁征。他来自大陆，申请来美国留学被拒签八次，第九次成功。在国内时候，他经常来回坐火车看女朋友，觉得不便，后进入了视频会议行业，想通过视频让人突破地理限制，无障碍交流。做到高管之后，他出来自己创业，成立Zoom。今年，他打败了谷歌、脸书等公司的大佬，被评为最受欢迎的CEO.

为什么国际教育应该扩大？

一诺文中称印度裔员工“有主观能动性，有想法，分析能力强，情商高，主动为客户考虑，有创造性的想法，还能用客户可以接受的形式提出来，团结客户一起做，这样的员工，哪个领导不喜欢?” 这些恰恰是中国教育的短板，因这些原因排斥国际教育，只会使得短板更短。这些情况，一时半刻变不了，若不让家长涉足国际教育，那么五十年后一百年后还是这样。相反，如果教育领域开放一些，让外面的进来，里面的出去，来回顺畅走动，则教育会出现质的改变。

当今中国有不少人是在国外接受过国际教育，回国后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一诺女士倘若自己不曾接受国际化教育，就难以有今天的成就，也难以在教育上有开阔视野，和各种思维工具，做她现在所做的事。教育有很多问题，马云等大腕人物都摩拳擦掌，希望有一番作为，这不错。不过情怀不能当饭吃，立足本土，不必排斥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