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过去数年之后，居住在纽约的作家开始用小说描写他们所经历的灾难，在那些小说里作者用很少的文字去讲述那个恐怖时刻，而是刻画经历了“9·11”后的纽约客，他们的生活如何永远地偏离了正常轨迹。有一个笼统的标签称这些作品为后“9·11”文学，代表作包括劳伦斯·布洛克的《小城》、菲利普·罗斯的《恐怖分子》、科伦·麦凯恩的《转吧，这伟大的世界》，还包括备受美国总统奥巴马赞誉的《地之国》，作者是旅居纽约的爱尔兰作家约瑟夫·奥尼尔（Joseph O’Neill）。
 　　出版于2008年的《地之国》讲述“9·11”后的纽约人如何重建自己的生活，小说曾被《纽约时报》评为年度十佳图书之一，入围多项文学奖，并获得福克纳文学奖。《地之国》中文版刚刚出版，约瑟夫·奥尼尔日前接受了东方早报记者专访，而就在这次访谈后数天，本·拉丹被击毙。
  　与奥尼尔见面是在纽约时报广场边上的吵闹小咖啡馆，他的公寓就在边上的38街上。“9·11”发生那天，他听说一架飞机撞进了世贸大厦，起初还以为是架小飞机出了事故。从电视里目睹了第二架飞机撞击和大楼倒塌，这个热爱纽约的爱尔兰人被这一幕震撼，然后用了7年时间写下这部后“9·11”纽约人生活的小说《地之国》。
 　　《地之国》里的主角汉斯夫妇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纽约客，这两位来自英国的社会精英因为工作于1998年在纽约居住，3年后遇到“9·11”。经历了“9·11”后，这对夫妇开始分居，汉斯夫人蕾切尔不喜欢小布什治下的美国，搬回了伦敦。恢复单身的汉斯因为板球认识了少数族裔的恰克，在与恰克交往中，他从“9·11”后的种族不安中真正开始成长。

　　后“9·11”美国发了疯

　　东方早报：《地之国》写的是后“9·11”纽约，尤其提到“9·11”对纽约人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正因如此，你的小说被贴上了后“9·11”小说的标签，你怎么看这个标签？
 　　奥尼尔：我觉得读者想怎么贴标签都可以，这是他们的权利。这本书有许多标签，还有人说它是“运动小说”、“纽约小说”、“美国梦小说”等等。其实有人贴标签，我还挺乐意的。一本书就是一场人生，你可能读了好多遍也得不出确定的结论。

　　东方早报：“9·11”那天，你在干什么？
 　　奥尼尔：那时我长住在切尔西旅馆。我从房间来到大堂时，听说一架飞机撞进了世贸大厦，我还以为是架小飞机出了事故，不以为意。然后我在边上小饭店吃早饭，从电视里目睹了第二架飞机撞击和大楼倒塌。事情发生之后，我知道我该写本关于“9·11”的小说，但我一直没有动笔。小说直到2007年才写完，距离2001年好几年了，我需要这5年时间观察在这几年中，纽约人到底怎么了。

　　东方早报：你在书中借着蕾切尔大骂小布什和小布什政府。小说被我们读到的时候，奥巴马上任了，你的政治观点有所改变吗？
  　　奥尼尔：小布什时期是一个黑暗时代。后“9·11”美国发了疯，毫无理由地、疯狂地投入到战争中，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都陷入灾难，在道德上也发了疯。但我这本小说不是围绕着小布什转的，所以它不是政治讽刺小说。

　　东方早报：可《地之国》的成名是在奥巴马时期，而且他本人也在公开场合推崇你这部小说。所以，你会改变小说中对后“9·11”时代美国的批判吗？
 　　奥尼尔：不会。奥巴马当了总统，也干不了多少事。他没法把国家往民主的路上带。奥巴马走在大多数美国人前面，他的观点非常激进，但他没法领导国家跟着他走。有人说他应该再加把劲，要领导国家，而不是跟在国家后头。但他自己不那么想，他是个跟随者。他不会强迫中国做什么，也不会强迫美国、强迫任何人做什么。他是个小心的、缓慢的、谨慎的领导人。

　　东方早报：小说里，蕾切尔对后“9·11”美国批判非常猛烈，而她的丈夫却不以为然，政治上的差异导致他们婚姻破裂，你个人倾向于谁？
 　　奥尼尔：我本人可能和蕾切尔最接近，不过我的观点不重要。蕾切尔和汉斯的冲突是为了小说的需要，在政治上没有企图，我并不想通过蕾切尔表达个人观点。

　　东方早报：小说里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来自特立尼达的恰克，尽管发生了“9·11”事件，但他依然对美国梦怀揣希望，他同时以外来者身份警告美国，“美国人看不清真正的世界。”
 　　奥尼尔：就算“9·11”事件发生了，美国人还是看不清世界，公道地说一句，谁又能够呢？但是，美国非常强大，所以特别有必要看清世界。如果列支敦士登或缅甸看不清这个世界，那就算了，美国就不同了，美国的力量太强，因此有理解世界的义务，我们对它也有这个要求。其实中国、俄罗斯也是，你不能对外界视而不见。

　　东方早报：可是天生乐观、要让纽约人接受板球运动的恰克在一开始就死了，这是你对纽约和美国的悲观态度吗？
 　　奥尼尔：我个人的观点是，美国绝对是个在走下坡路的国家，不单是在经济上，道德上也在走下坡路。当我观察美国的政治对话时，我感到非常震惊，它的水平非常低下，充满种种不实之词。这现象让人担忧，普通的美国民众就是这么想的吗？也许美国人一直是这样的。

　　东方早报：有趣的是，在描写后“9·11”美国最精彩的小说中，除了你这部还有你的同乡科伦·麦凯恩的《转吧，这伟大的世界》，后者还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你怎么看？
 　　奥尼尔：我俩都是外国人，但我拿两本护照，麦凯恩也是。我觉得能够置身其中又能超脱其外，是挺好的一件事。纽约有40％的居民是从美国之外来的，在这里，我是纽约人，你也是纽约人。没人会对你说，“你是中国来的，你才来五天。”这些都不要紧，大家都是从不同的地方来的，大家的处境都一样。但是移民身上永远有冲突，生活的冲突、灵魂的冲突，都可以写出来。

　　东方早报：所以，在纽约或者美国，没人在意到底谁写了“9·11”？
 　　奥尼尔：对。把国籍作为伦理出发点的看法已经越来越行不通了。这种看法在过去有效，那时候，我们只要照顾好美国就行了，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改变别处，也不知道有别处存在。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我们掌握了大量信息，了解别的国家、别的人民的需要；我们的力量也大大增加了，能够在海外有所作为。作为公民，我们以前的态度是“政府会处理的，我们交税就行了”，如果第三世界的贫困国家需要帮助，就让政府出手吧，但现在不能再有这种态度了。这一点，在纽约特别明显。

　　东方早报：小说里的主线之一是板球，在美国打板球似乎挺滑稽的，有何特别隐喻？
 　　奥尼尔：恰克要建一个板球俱乐部，以此试图改变美国人的狭隘。美国人对板球的见识和兴趣都是有限度的，换句话说，板球对美国人而言属于“他者”，是得不到理解的。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问题：我们在理解他人方面负有什么责任？我们要如何才能理解他人？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做到这个？在美国，这是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中国也一样。“他者”的问题是个重大的伦理问题：他者是谁？我们对他们负有什么样的责任？这些都是非常重大的伦理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一般答案是：我只对美国负有责任。而这难道不是“9·11”悲剧的来源之一吗？

　　东方早报：特立尼达的恰克，再加上板球，这很让人想起后殖民标签。
 　　奥尼尔：这部我这个白人写的小说也被贴上后殖民标签，确实挺滑稽。但我的祖国爱尔兰曾经也是殖民地，我们老是在被殖民，近代才获得自由。因此，爱尔兰和世界上其他被殖民的国家还是有许多共性的。

　　东方早报：你在纽约住了10多年了，还拿了美国护照，将来你会离开吗？

　　奥尼尔：我要纠正一下，我是纽约人，我在美国其他地方待不下去。我不会离开纽约，这里非常精彩。我一直自认为是个“后国家”的人。你要是给我一本中国护照，我也会欣然接受，不会有什么认同危机的问题。我很乐意有个四五本护照。国籍对我来说不是那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