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教育的作用被高估了”在《南方周末》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了一些反响。文中我提出学校教育应该多关注得B的学生，他们是社会未来的中坚力量。对于日渐蔓延的教育焦虑症，不知此药疗效如何？

也有人告诉我，焦虑症可能是投胎失误所致。中产家庭在津津乐道如何让孩子去美国读高中，成就了一众“美高党”。不要忘记，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美国基础教育，也一样“宝宝心里苦”。

跨文化生活，让我们能看到两种体系各自的短板。美国宣称学校教育被高估的声音更多。从英国移民到美国的教育家肯·罗宾逊(Ken Robinson)直截了当地说：学校教育（schooling)妨碍了人的教育（education)。他的“学校扼杀创意”的TED演讲，是TED有史以来被观看最多的演讲，可见美国人的教育焦虑不输国人。只不过美国的宝宝们，心里苦和我们略有不同。我本想写写“美国学校教育被高估”，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调子起得太高，搞不好就落不到实处。有机会还希望一事一议，抛砖引玉。本文就以“项目式学习”为例，说说这边学校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

在刚过去的周末，女儿让我下午一点到五点之间，帮她们的小组做一个发电的项目。他们需要制造一个收集静电的仪器，具体怎么收集我也不知道，反正最终是要产生足够的电，打到老师手有麻感。一点之后，同学们陆续来了，大家坐在一起嘻嘻哈哈之后，就开始吐槽。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去做项目？他们自己也很郁闷，说根本不知道老师想要干什么。

收集静电我只知道穿毛线衣。总的来说，我学的是文科，对物理知之甚少。不然的话，我这个年龄都该成高校讲席教授了，如同我们同届的理科大牛同学那样。但时势造英雄，面对几个稀里糊涂的高中生，我只好拔下一根毫毛，吹了口气，变成了物理教练。物理我不懂，但是怎么在一起做事我懂。每个人做事都可以有些套路，我的套路是设计思维。她们做一个学校的项目，需要“移情”（empathy), 也就是了解要学的到底是什么？再不济，得知道老师的要求是什么。然后你得界定问题(define)，想象你最终的产品是什么样子，达到什么目的。他们是在创意产生的阶段（ideate)卡住了：他们坐一起“头脑风暴”，结果是想出一个点子，其他人就七嘴八舌将该点子枪毙。团队的互动，头脑风暴中听不中用。人在一起，创意产生会受“意见领袖”影响，或相互之间的干扰。我让他们换个方法，独立地每个人想几个主意，互不影响，然后把各自的想法拿出来，凑一起再商讨、筛选、深化。这是我对于头脑风暴的升级，或许对于别的团队也一样有益，不用谢。

这么分析一下，他们才慢慢开始上手。他们看了网上的一些示范，然后找来纸盒、木板、CD、钉子、电线，裁剪、切割、钻孔、打磨，各种土法炼钢，制造这个静电收集器。

他们是照着Youtube上的教程亦步亦趋。我问这个工具的原理是什么，他们说不上来。他们甚至还没有学到电力的部分。我说老师不讲，你们不问吗？学问学问，要学也要问。他们没有学到，又不去问，如何长进？他们说问过，老师说下一门课才会上。就是上到，恐怕也是白搭。这位老师是用“翻转课堂”教学法，“知识”部分是要孩子们自己看的。而今动手也自己在家动手，我都不知道课堂上干什么。

类似的“项目”，我接触得多了。比如西班牙语课的作业，是让学生做关于自己兴趣爱好的装饰画，然后描述这样的画。我女儿是个完美主义者，花了大量时间做这张画。但是画这种画的过程当中，她学到了什么西班牙语? No lo sé.

这些项目，均属作业中的花瓶。教育观察者詹妮弗·冈萨雷斯（Jennifer Gonzales)有个更形象的说法：希腊古瓮作业（Grecian Urn Projects)。《希腊古瓮颂》是济慈的一首名诗。诗人赞颂希腊古瓮上精美的浮雕：艺术的保存下，少女容颜常驻，吹笛少年永远年轻，树木长春，乡镇恬静。作为艺术品，古瓮穿越千百年时光，仍旧魅力动人。作为教育项目的比喻，古瓮则华而不实，不可取不宜学。冈萨雷斯曾遇到过的一位新老师，在教古希腊历史时，让学生用气球和报纸，做出“希腊古瓮”，然后在上面绘画，描述自己对希腊文化的了解。冈萨雷斯追问这位老师作业和课程目标如何关联，新老师哑口无言。他也只是继承一代又一代老师的“项目式作业”而已。冈萨雷斯就此称那些有趣但没料、教学目标和教学过程脱节的作业为“希腊古瓮式”作业。

项目式学习之所以可能成为花瓶作业，一个原因是轻视知识的积累。学习含量低，所以才显得像摆设，像花瓶。和中国以及注重知识积累的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基础教育阶段学习，对于知识和理解的讲究少一些。布鲁姆的“认知分类论”，将认知技能分为由低到高的知道、理解、应用、综合、评估等领域。知道和理解是“低层次”的认知技能，强调知道和理解的“死记硬背”成了教育界的大忌。这种低端与高端认知技能的平衡，我在新书《过剩时代的学习》（华东师大出版社，2018年）中提到不少，欢迎关注。

项目式作业，就是为了突破积累知识的填鸭式教学。诚然，有的项目是精彩的，让孩子自己独立研究，团队合作，动脑也动手，能够锻炼一些“高端技能”。另外，这种作业，孩子们往往也觉得比较好玩，能够引发学习兴趣。这种情感要素，有利于学习者的成长，不容忽视。不过脱离知识让孩子直接上马做“项目”，就好比脱离地基建大厦。我们过于讲究知识积累，打压学生积极性，固然不好；若跳到另外一个极端，布置花里胡哨的花瓶作业、噱头作业，也一样不好。中美的作业观念，应像钟摆一样，太过了就得摆回来。

另外，很多美国学校的项目作业，是老师自己发挥想象，在教学甚至Pinterest等网站找教程，直接在班上用。期间缺乏将学习目标和方法关联的深思熟虑。这种做法，也和对教学大纲的把控过于分散化有关。我孩子所在学区都是“独立学区”，不要说没有联邦统一的教学大纲，连州统一的教学标准也没有，只有统一的名叫德克萨斯州学力达标检测（The State of Texas Assessments of Academic Readiness ，简称STAAR) 的“验收”。授课中老师自由度非常大，于是作为教育过程中的元素，项目式作业实施起来良莠不齐。

另外，近年来，美国基础教育阶段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在我们德州这里，基本上是白人、黑人、西班牙裔三分天下。公立学校学生因来源复杂，在这个所有孩子都要得奖杯的“瞬间满足”时代，小组项目作业最容易让人浑水摸鱼。

可是一旦有良好的设计，项目式学习能给学习带来巨大改变。首先，对于教学质量要有一定的把关。我是一位教学设计人员，在我们的大学，我的工作内容之一是审查课程大纲，尤其是大纲中关于学习结果和测评方法的描述。另外，我比较倾向于在项目式学习中增加“真实任务”。世界上问题已经够多的了，如果学生需要花几个星期甚至整个学期时间去完成一个任务，要有各种调研，要花费大量时间，那倒不如找一个真实的问题去探索，拿出真实的任务来打磨。

我遇到的一个最有趣的学习任务，是金融系的一门课。这门课的老师不知当初怎么和学校领导游说的，让学校领导同意从学校的信托基金中，拿出了11万美元，让学生真刀真枪地去管理。每年上这门课的学生，就把这笔钱用来投资。到去年为止，这笔钱已经被学生炒到了100万美元。如此真实任务让作业中的花瓶变成了“聚宝盆”了。

首发于《南方周末》（2018年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