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23日13时左右，合肥工业大学逸夫楼，该校团委副书记陈刚从十二楼跳下自杀，时年34岁。此前一天，陈刚竞选该校团委书记落败。他在遗书中自述,是因为有人设置了种种反常的程序,用不正当手段拉票,才把他排挤走的。陈刚1998年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此后留校做辅导员，几番奋斗，于2008年就任该校团委副书记。

读罢这个故事，我感觉背后发凉。陈老师遗书中描述的那种高校生态，我虽已离开多年，但回忆起来，宛如就在昨天。

毕业前夕，我有机会去深圳一家公司实习。当时工资颇高，为月薪五千元，公司挽留我去上班。但本科从安徽一高校毕业的时候，我被保送到另一所高校读硕士研究生，虽是按照成绩保送，但学校的土政策是要定向回母校服务五年，所以我还是按合同规定，老老实实在毕业后，回到了母校。其实那时候我舌头上长出了一血管瘤（几年后才治好），老师说我写东西很好，可“口齿不清”，但母校也不怕误人子弟，坚持要我回去教书。

回去之后，记得工资才五百多块。我作为定向生读书期间，学校领导许诺回去后补发读研期间的工资。等人真回去了，要求兑现，却被当成人肉皮球，在系里和人事处之间踢来踢去，没有人承认。在高校，这种出尔反尔叫人不由愕然。总而言之，我这么一个老实人按照明规则跑回去，遇到一群按照潜规则办事的大小官僚，自然玩不过他们。 这当然也有我个人的失误，比如过于相信有关领导口头的承诺。时隔多年，我还把这事情写出来，是希望读到此文的后来者，千万不要重复我的错误，不可轻信白纸黑字之外的承诺，因为这已经不再是一个君子的时代。

事实上即便是白纸黑字，有时候也未必管用。根据法律规定，我可以辞职，我也递交了辞职报告，但最后职辞不了，报告也被搁置起来“研究研究”，不知研究了多久都没有下文。在合同法规定的答复期到了之后，我仍未收到任何消息，只好自行出走。几年后，教师职位吃香了，那位人事处负责人居然主动找我，要让我调动。这时我还得付违约赔偿，才能迁出户口和档案。而碰到同样情形，善于利用关系的同事，一分钱没交，学校照样开绿灯放行。

当年的离开，是我一生中所做出的最为正确的决定之一。如果接着纠缠下去，不会有任何结果。所以看到陈老师的事件之后，我的第一反应是：人生有很多游戏，觉得这个游戏不适合自己，赶紧走，不应接着往下玩。

但转念又想，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幸运，能想走就走。我那时单身一人，去哪里都行。而有的人已经在一个地方扎下了根，甚至有了在当地工作就学的家小，不是那么容易说走就走的。最好是这个地方会变得越来越好，让有兴趣有能力玩这个地方游戏的人，能在公平、合理的规则之下行事。

陈刚在遗书中说：“如果有可能的话，请在工大两个行政楼前立个碑，上书：正气凛然，陈刚留。你敢从面前走吗。我要为正工大风气而献身…我会让任何一个胡吹乱侃、投机取巧、不认真做事、完全为了做官的人胆寒心惊，成为工大一个传说，我的价值就实现了。”

实在天真。据《南方周末》报道，学校在第一时间封锁现场、关闭BBS、删除相关信息。但是纸包不住火，此事终归东窗事发，迅速成为网络热门话题。学校于是在4月8日发布事件通报。如果要总结中心思想的话，通报的意思是，学校没有责任，一些善后事宜不过是本着 “人道主义精神”去处理。通报甚至说死者家属“吵闹”，仿佛是说他们干扰了校领导的清净。陈刚这种“死谏”，至少在其生前供职的学校，是没有多少效果的。

各位读者还记得涂序新博士么？

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的涂序新博士，是浙江大学“1311计划”引进的1000名学术骨干之一。2009年，涂博士回国三个月后，自杀了。他在遗书中说：“在此时刻，我认为当初的决定下的是草率的，事后的发展完全没有预计……国内学术圈的现实：残酷、无信、无情。”当时我曾经感叹，在行政化的高校，青年教师也成了弱势群体。一个人到了要以死抗争的时候，说明他已看不到希望。当然看不到希望未必需要选择自杀，人毕竟有很多活法。

涂博士去世之时，国内舆论一度纷纷 “反思”高校行政化之弊。近日自杀的是来自行政体系内的陈刚。他的临终遗言描述了其所在高校种种拉帮结派的丑行，让大家瞥见了高校行政体系内部的一幕。

或许他的描述只是一面之词，但校方的声明让我们看到，选举过程非常复杂。这究竟是过程严谨，还是拿民主评议当过场，最终仍是小团体决定？在先前的“民主评议”中，我们看到陈的选票两次胜过对手，最后才在校党委常委会的投票中落败。或许这是陈刚感觉遭到了不公对待的重要原因。

从某个侧面看，这种过程也正说明高校行政部门的职位奇货可居，不然怎会争夺如此激烈？我现在在美国高校工作，感觉行政部门主要是服务部门。我现在供职的地方，我有几次升职的机会，甚至领导让我去申请，我都推掉了，因为我知道我的局限在那里长处在哪里。我不觉得这是我喜欢做的事。另外我也想生活悠闲一点，不要一天到晚累得像死狗，好歹留出点精力来，回头写写译译。和我一样情形的人大有人在。最近我们附近一个高校的一位教授，也是中国人，有个院长还是副院长之类职位让他去申请，他自己就是不干，因为他当科学家一辈子可能贡献更大。我们以前系里的主任，根本找不到人去做，最后大家笑称要通过掰手腕比赛来决定谁当。在美国当”领导“，从名声上影响上自然也不是没有好处，也有人去争，但有同样多的人，即便有条件，也不去争取，乃是因好处和付出不成比例。而中国高校的行政部门，我们能看到，似乎是把精力放到争权夺利的事上，让体系内的人都无从接受，又怎能指望他们为教学和科研创新效力，营造蓬勃向上的学术社区？ 这应该说是在制度设计上出了问题，否则不致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