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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茨威格在其自传《昨日的世界》中,曾把一战前称作“安全的黄金年代”,那时候人人对于自己的处境都有着比较明确的把握。两次大战之后,人们越来越觉得一个恒定的、可以“把握”的价值体系已经不复存在。在这种不确定性之中,现代主义应运而生。
不过,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不确定性。冷战时代人们对于未来充满惶惑,可是在“文明冲突”和非常规战争的背景之下,今日去看冷战时期的电影,如《奇爱博士》,反觉那时的一切,都是那么清晰。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对于个人来说,你起码知道敌人是谁,朋友是谁,你在跟什么作战,你在捍卫什么。而今的你我,似乎已经不再有这种奢侈了。 十年前谁会想到,在世界的舞台上,“脸书”(Facebook)和谷歌(Google)这样的组织,都能发挥一个国家一般的影响。而被通缉的阿桑奇,竟能通过“微基泄密”,促成中东的革命,这是美国之音之类传统媒体忙了几十年都没干成的事。不是我们不明白,这伟大的世界,转得越来越快,不确定性越来越强了。
小说《地之国》,写尽了后九·一一时代那种把握不定的感觉。此书出版后,书评人如获至宝。连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赶潮流”看起了此书,并向幕僚推荐。难道是奥巴马喜欢板球吗?我想应该是此书深合时代气质之故。
《地之国》是一本“后九·一一”小说。事件发生后,英美自由派知识分子说这和后来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相比,算不了什么。可是对曾经近距离直击灾难的 “我”—— 汉斯来说,这确实是一个转折点。这个事件,把美国拖进了一个不知敌人为谁的情况之下。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一切的问题,一下子都没有了明确的答案。在迷乱的世界里,好在还有爱憎分明的小布什,还有一个看不见的本拉登,使得一部分人的爱与恨,尚存寄托。 然而这只是表象。在微观层面,生活仿佛是汉斯岳父院子之下的泥土世界。这里什么虫子都有,简直是一个和已知世界平行的、偶然机会才会被发现的“地之国”。一度以老大帝国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美利坚,也成了一个“地之国”,其面目不再清晰可辨 。美国还伟大吗?至少在汉斯去办驾照的时候,他出现了怀疑。这个凤凰落地不如鸡的“地之国”里,“天使”堕落了,不过是切尔西酒店一个变态的土耳其青年。这个酒店还有一个门童,名字是让人无法不去联想的“耶稣”。汉斯住在这么一个阴暗的地下世界一般的酒店里,试图了解九一一到底怎样冲击着他周遭的世界。
在个人层面,我们一样看到“帝国”变作“地之国”一般的憋屈和窝囊。九·一一后,汉斯的婚姻似乎也遭到了一次“恐怖袭击”。这个憨憨的荷兰人,被一个伶牙俐齿的律师老婆抛弃。九·一一之后,两人产生了分歧,分居了。蕾切尔带着孩子回到了英国娘家,把汉斯丢在惊魂未定的纽约。
然而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来自宏大的背景。这个故事的有趣,是我们发现两人婚姻的问题,未必和九一一有什么关联。麻省理工大学行为经济学家丹·艾莱利(Dan Ariely)曾讲述过一个古怪的现象,在任何一段故事后随机地配上一段音乐,都会有人觉得这音乐配得好,暗合故事的起承转合。艾莱利认为这是人类行为的荒谬使然。九·一一虽然和这婚姻的危机在时间上重合,但这重合又不是“大时代下人物命运沉浮”这种我们惯常所见的、《大宅门》式的陈述。奥尼尔的故事平淡得就如同一眼看得到边的荷兰风景。
奥尼尔没有急躁地将人物和时代去关联起来,而只是平心静气地把九一一放入背景当中,给故事添加了质感和层次。蕾切尔的变心,若不是九一一,也会因为八一一、七一一而来到。两个生活无忧的“金领”,在人到中年的时候,婚姻出现了长跑“极点”似的危机。一方是情感稚嫩,有了孩子还念念不忘妈妈的大男孩,一方是心智成熟但未经人生磨练的知性女子。
从婚姻中汉斯遭到的是放逐。何以解忧?唯有板球。以规则著称的板球,给各方面陷入混乱的汉斯一点秩序感。板球成了他困顿之中的救命稻草。他又通过板球和球友恰克,见识到了一个先前未曾见识过的纽约地下世界。在这种不对称的交往之中,汉斯(注:发表于南方都市报的此文版本将“汉斯”笔误为“恰克”,未来得及更改,特此致歉)的视野开阔了起来。他在这样的经历之中成长了起来,从男孩蜕变成了一个男人,一个最终能够支配强势妻子的坚强者,一个能以过来人身份给年轻人提供指导的成熟者。这部小说,细腻地描述了一个男人在婚姻里的成长。
对于蕾切尔来说,这次分居不过是一次长假,可是她未能像汉斯那样,去直面现实,走出自己的小圈子。而汉斯看到了一个更加广大的世界。梦想幻灭之后,他能与之和解,从世界上找到了自己所处的位置。
此书也把人的注意力,引向了全球化中人国家归属感的复杂性,这一点想必很多移民国外或是在这个问题上纠结的读者都深有体会。奥尼尔本人是爱尔兰裔,后在莫桑比克、南非、伊朗、土耳其、荷兰长大,现居纽约,这种复杂的国际化背景,使得他比任何人更有资格去写这种身份与归属的复杂话题。小说很容易就能关联到后殖民主义学者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所言的“我们中间的他者”和身份混杂性上,故而此书也吸引了后殖民主义研究者的关注。就在笔者写作此文之时,捷克正在召开一次关于全球多元化的国际会议。其间瑞典学者卡尔曼·扎默莱诺·雷纳(Carmen Zamorano Llena)宣读的一篇论文,就是在讨论奥尼尔《地之国》笔下的国家归属感。
评论者也常将此书贴上后殖民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这个标签。之所以和《了不起的盖茨比》相提并论,也因小说骨子里的悲怆感,这与《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美国梦的幻灭异曲同工。汉斯的成长,代价都可以总结为两个字:无奈。现实最终甩掉了天鹅绒手套,向着梦想挥拳打去。人生哲学为“开怀畅想”的恰克,露出了黑道的一面,最后这位移民客死他乡。他这一死,也把汉斯一段艳阳天般的友谊,变作了怅惋的追忆。汉斯妈妈死了,她所象征的汉斯童年和少年,像严格的板球规则一样,在新的世界里灰飞烟灭。汉斯对于美国的适应,也不过是对现实的妥协,例如他是放弃了对板球规则的洁癖式守护,开始像美国人一样打球的时候,才找到了在新世界的真正感觉。汉斯曾经和正在珍惜的一切,都被身份的纠结中一一被摧毁。和大部分灰溜溜的中年人一样,他回到了婚姻这个被伏尔泰 称作“懦夫唯一的探险”里。这样的和解,也不过是筹码改变,心理成熟程度改变之后的新平衡。谁知道下一个险滩在哪里?
这小说中似乎有种宿命意识。故事的收尾,是一个人在曾经沧海之后,对于生活对于自身归属的一种认命,这中间有种苍凉。可是谁说这苍凉多余呢?如毕飞宇先生评论《万灵节》时所言:这苍凉“也许是文明的一个阶段。”或许我们也不如说,这是人生无奈的必需。
我们说苍凉而不说悲剧。因为悲剧是遭遇,是因个人缺陷、错误选择之后出现的无处可逃。而苍凉却更似一种平淡的气质。这是人物的气质,也是小说的气质。
这是一部结构精致复杂的小说。奥尼尔有伟大的潜质。《纽约时报》说他有种不动声色铺陈思绪的潜力。他在不知不觉间,把纽约、伦敦、荷兰几个地方,和几个貌似互不关联的故事,天衣无缝地拧到了一起。他的笔下有移民的“地下世界”、纽约的板球运动、九·一一后的社会反应、纽约大停电、甚至还有谷歌地图。论关系,这里有夫妻、情敌、哥们、父子…足够填充几本书的文字,被浓缩到了短短两百来页里。
这书我是一年前就已经翻完了,但和其他的作品不同的是,翻的时候不曾在意的很多平淡场景,却时时再现,如若一个故人,转过街角向你走来。
不过,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不确定性。冷战时代人们对于未来充满惶惑,可是在“文明冲突”和非常规战争的背景之下,今日去看冷战时期的电影,如《奇爱博士》,反觉那时的一切,都是那么清晰。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对于个人来说,你起码知道敌人是谁,朋友是谁,你在跟什么作战,你在捍卫什么。而今的你我,似乎已经不再有这种奢侈了。 十年前谁会想到,在世界的舞台上,“脸书”(Facebook)和谷歌(Google)这样的组织,都能发挥一个国家一般的影响。而被通缉的阿桑奇,竟能通过“微基泄密”,促成中东的革命,这是美国之音之类传统媒体忙了几十年都没干成的事。不是我们不明白,这伟大的世界,转得越来越快,不确定性越来越强了。
小说《地之国》,写尽了后九·一一时代那种把握不定的感觉。此书出版后,书评人如获至宝。连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赶潮流”看起了此书,并向幕僚推荐。难道是奥巴马喜欢板球吗?我想应该是此书深合时代气质之故。
《地之国》是一本“后九·一一”小说。事件发生后,英美自由派知识分子说这和后来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相比,算不了什么。可是对曾经近距离直击灾难的 “我”—— 汉斯来说,这确实是一个转折点。这个事件,把美国拖进了一个不知敌人为谁的情况之下。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一切的问题,一下子都没有了明确的答案。在迷乱的世界里,好在还有爱憎分明的小布什,还有一个看不见的本拉登,使得一部分人的爱与恨,尚存寄托。 然而这只是表象。在微观层面,生活仿佛是汉斯岳父院子之下的泥土世界。这里什么虫子都有,简直是一个和已知世界平行的、偶然机会才会被发现的“地之国”。一度以老大帝国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美利坚,也成了一个“地之国”,其面目不再清晰可辨 。美国还伟大吗?至少在汉斯去办驾照的时候,他出现了怀疑。这个凤凰落地不如鸡的“地之国”里,“天使”堕落了,不过是切尔西酒店一个变态的土耳其青年。这个酒店还有一个门童,名字是让人无法不去联想的“耶稣”。汉斯住在这么一个阴暗的地下世界一般的酒店里,试图了解九一一到底怎样冲击着他周遭的世界。
在个人层面,我们一样看到“帝国”变作“地之国”一般的憋屈和窝囊。九·一一后,汉斯的婚姻似乎也遭到了一次“恐怖袭击”。这个憨憨的荷兰人,被一个伶牙俐齿的律师老婆抛弃。九·一一之后,两人产生了分歧,分居了。蕾切尔带着孩子回到了英国娘家,把汉斯丢在惊魂未定的纽约。
然而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来自宏大的背景。这个故事的有趣,是我们发现两人婚姻的问题,未必和九一一有什么关联。麻省理工大学行为经济学家丹·艾莱利(Dan Ariely)曾讲述过一个古怪的现象,在任何一段故事后随机地配上一段音乐,都会有人觉得这音乐配得好,暗合故事的起承转合。艾莱利认为这是人类行为的荒谬使然。九·一一虽然和这婚姻的危机在时间上重合,但这重合又不是“大时代下人物命运沉浮”这种我们惯常所见的、《大宅门》式的陈述。奥尼尔的故事平淡得就如同一眼看得到边的荷兰风景。
奥尼尔没有急躁地将人物和时代去关联起来,而只是平心静气地把九一一放入背景当中,给故事添加了质感和层次。蕾切尔的变心,若不是九一一,也会因为八一一、七一一而来到。两个生活无忧的“金领”,在人到中年的时候,婚姻出现了长跑“极点”似的危机。一方是情感稚嫩,有了孩子还念念不忘妈妈的大男孩,一方是心智成熟但未经人生磨练的知性女子。
从婚姻中汉斯遭到的是放逐。何以解忧?唯有板球。以规则著称的板球,给各方面陷入混乱的汉斯一点秩序感。板球成了他困顿之中的救命稻草。他又通过板球和球友恰克,见识到了一个先前未曾见识过的纽约地下世界。在这种不对称的交往之中,汉斯(注:发表于南方都市报的此文版本将“汉斯”笔误为“恰克”,未来得及更改,特此致歉)的视野开阔了起来。他在这样的经历之中成长了起来,从男孩蜕变成了一个男人,一个最终能够支配强势妻子的坚强者,一个能以过来人身份给年轻人提供指导的成熟者。这部小说,细腻地描述了一个男人在婚姻里的成长。
对于蕾切尔来说,这次分居不过是一次长假,可是她未能像汉斯那样,去直面现实,走出自己的小圈子。而汉斯看到了一个更加广大的世界。梦想幻灭之后,他能与之和解,从世界上找到了自己所处的位置。
此书也把人的注意力,引向了全球化中人国家归属感的复杂性,这一点想必很多移民国外或是在这个问题上纠结的读者都深有体会。奥尼尔本人是爱尔兰裔,后在莫桑比克、南非、伊朗、土耳其、荷兰长大,现居纽约,这种复杂的国际化背景,使得他比任何人更有资格去写这种身份与归属的复杂话题。小说很容易就能关联到后殖民主义学者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所言的“我们中间的他者”和身份混杂性上,故而此书也吸引了后殖民主义研究者的关注。就在笔者写作此文之时,捷克正在召开一次关于全球多元化的国际会议。其间瑞典学者卡尔曼·扎默莱诺·雷纳(Carmen Zamorano Llena)宣读的一篇论文,就是在讨论奥尼尔《地之国》笔下的国家归属感。
评论者也常将此书贴上后殖民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这个标签。之所以和《了不起的盖茨比》相提并论,也因小说骨子里的悲怆感,这与《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美国梦的幻灭异曲同工。汉斯的成长,代价都可以总结为两个字:无奈。现实最终甩掉了天鹅绒手套,向着梦想挥拳打去。人生哲学为“开怀畅想”的恰克,露出了黑道的一面,最后这位移民客死他乡。他这一死,也把汉斯一段艳阳天般的友谊,变作了怅惋的追忆。汉斯妈妈死了,她所象征的汉斯童年和少年,像严格的板球规则一样,在新的世界里灰飞烟灭。汉斯对于美国的适应,也不过是对现实的妥协,例如他是放弃了对板球规则的洁癖式守护,开始像美国人一样打球的时候,才找到了在新世界的真正感觉。汉斯曾经和正在珍惜的一切,都被身份的纠结中一一被摧毁。和大部分灰溜溜的中年人一样,他回到了婚姻这个被伏尔泰 称作“懦夫唯一的探险”里。这样的和解,也不过是筹码改变,心理成熟程度改变之后的新平衡。谁知道下一个险滩在哪里?
这小说中似乎有种宿命意识。故事的收尾,是一个人在曾经沧海之后,对于生活对于自身归属的一种认命,这中间有种苍凉。可是谁说这苍凉多余呢?如毕飞宇先生评论《万灵节》时所言:这苍凉“也许是文明的一个阶段。”或许我们也不如说,这是人生无奈的必需。
我们说苍凉而不说悲剧。因为悲剧是遭遇,是因个人缺陷、错误选择之后出现的无处可逃。而苍凉却更似一种平淡的气质。这是人物的气质,也是小说的气质。
这是一部结构精致复杂的小说。奥尼尔有伟大的潜质。《纽约时报》说他有种不动声色铺陈思绪的潜力。他在不知不觉间,把纽约、伦敦、荷兰几个地方,和几个貌似互不关联的故事,天衣无缝地拧到了一起。他的笔下有移民的“地下世界”、纽约的板球运动、九·一一后的社会反应、纽约大停电、甚至还有谷歌地图。论关系,这里有夫妻、情敌、哥们、父子…足够填充几本书的文字,被浓缩到了短短两百来页里。
这书我是一年前就已经翻完了,但和其他的作品不同的是,翻的时候不曾在意的很多平淡场景,却时时再现,如若一个故人,转过街角向你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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