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外影响日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集体潜意识，让学术界多了一些喧嚣。著名翻译家、浙江大学教授许钧先生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要通过“文化译介”，助推中华文化走出去，改变中译外被重视不足的问题。确实，目前中国文化还未在海外迈开双腿，来去自由，而更像坐在轮椅上，上坡的时候有人尚需“助推”一把。但战略上的重视，无法翻译成实质性建树。重视文化助推，无助于文化在外的自足发展。

 

中国文化的对外译介，存在人才不足的瓶颈。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黄友义曾称，中国真正合格的中译英人才不足百人。据复旦大学陶友兰教授介绍，这百人是指具有中译英定稿能力的译审，不包括教授和外交官。但是即便这样，人才仍然匮乏，由此导致的文化“逆差”一时难以改变[1]。这是一重现实。另外一重现实，是因进入门槛低，大多高校都设有外国语学院或者外语系，乍一看人才济济。国家的各种翻译、外宣基金，都在体制内，经由外语院校和系科承接。此间利益不少，吸引一众学者和教育管理者去竞争。

 

有这么多外语系，在培养着大量的人才，为什么还存在中译外人才匮乏呢？一般来说，中译外工作应多由以目标文字为母语的人士承担。当代汉学家宇文所安曾表示：“中国正在花钱把中文典籍翻译成英语。但这项工作绝不可能奏效。没有人会读这些英文译本。中国可以更明智地使用其资源。不管我的中文有多棒，我都绝不可能把英文作品翻译成满意的中文。译者始终都应该把外语翻译成自己的母语，绝不该把母语翻译成外语。”英国汉学家葛瑞汉也持有类似观点。[2]而在国内翻译界，这也是大家默认的规则。不顾此规律，由非以外文为母语的人士承接中译外项目，大多是土法炼钢，多出废品而非精品。即便一流的国内中译外翻译家，也是内热外冷，作品在外门可罗雀。很多强行翻译成外文的书籍，有的是质量不行，或者得不到潜在翻译者的认可，没有合适的翻译人选。有的翻译项目，则属作者的“虚荣”项目，或单位的政绩工程，是自己掏钱请人翻的。雇主假装出了大钱，翻译假装出了大力，至于质量，大家心照不宣，呵呵了之。

 

改变中译外和外译中的“逆差”局面，关键还是要深化对外开放。如果增加中国护照的含金量，并按对等原则，让其他国家人容易进入中国，双方来去便利，交流频繁，则文化走出去水到渠成，不用助推。与此同时，也可考虑如下策略：

 

第一，欲求送出去，必先请进来。应吸引更多外国人加入中国文学的翻译。现在在中国学习、工作且精通汉语的外国人比过去多了很多。我们常看到他们作为“白面孔”、“黑面孔”，上电视参加各种节目，成为娱乐对象，这是很可惜的。不如增加拨款渠道和基金，让更多精通汉语的外国人来参与对外翻译工作。比如爱尔兰文学基金会，就主动设立基金，请人翻译爱尔兰文学作品，其做法可供借鉴。

 

第二，以民间交流为主体，减少政府强推。记得 2009年举办的法兰克福书展，中国是主宾国，专门有“版权服务站”；书展上也签下了多笔版权订单。政府也批准了中国学术名著、中国文学名著、大中华文库等出版系列工程。不知在其他地方成效几何，仅从美国看，从网下到网上，中国经典还是冷门偏门。学界对于中国文献的经典，也多沿袭前人定位。说典籍必谈诸子百家和儒佛道。但“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行。”一些我们认定为好的东西，他人出于种种考虑，漠视甚至排斥。再者，《论语》、《道德经》这些经典，已经有了很多现成版本，不必再三炒冷饭，无端浪费民脂民膏。而刘慈欣这些科幻作家，经过民间渠道，在国外反成了气候。他的《三体》译本，连奥巴马都买来看。这样的传播，是民间自发开展的，不假官方助推之力。

 

第三，拓展对于价值的认知。这些年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中国被奉为学贯中西的大家，如陈寅恪、辜鸿铭，在国外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而国外熟知的中国人，如晏阳初，则中国罕有人知。早些年我在美国一些偏僻的地方，看到有人收藏WatchamanNee的书籍，说此人是中国人，我未听说过。后来才知是神学家倪柝声。去亚马逊网站，看到倪的书籍至今很多人在买，在评。如果我们拓展对于“价值观”的认知，为什么不在译介中，“助推”已经可能被外国人接受的倪柝声们的著作？而是非要强推我们认为重要的诸子百家的经典？这里为什么排斥基督教，而尊重儒、道、佛这些中华经典？要知道佛教也来自印度。

 

第四，增加中外合作。如果没有足够的人才，从事中译外的工作，中外合作也是好办法。例如中国古代文献，不要说外国人，就是我们自己有时候也难看懂。如属中外专家合作，则会产生不同可能。需要警惕的是，文字工作过程漫长，合作的话，也需默契。多少年来，也只有杨宪益戴乃迭这种夫妻搭配比较成功。助推中华文化走出去，不如文化界多些涉外婚姻，多些杨宪益戴乃迭那种的男女搭配。当然这种事全靠机缘，也是民间之事。政府能做的，是增加些中外协作，在协作的流程和质量控制上做些文章。如果真认为某作品重要，可以组建团队来翻，让有的人从中文翻译，有的人负责外文的润色，有的人负责回译以验证译文准确性。一些宗教典籍，如《圣经》翻译是通过团队协作方式完成，所产生的和合本译本至今仍被使用。好的团队协作合流程再造，能够解决人才不足的问题。

 

第五，尝试共享翻译。过去的翻译，个人英雄主义流行。读者认标签讲牌子，故而许渊冲有许译，傅雷有傅译。但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翻译大部头著作，错漏总归难免。一旦某人的翻译被发现瑕疵，则可能连人带书被通盘否定。水烧到90度，被倒掉，重烧。然后有人装水，再烧到80度，又被倒掉，如此反复。我觉得我们已经进入了后大师时代，应该有新思维来翻译了。倘能实现模式上的创新，比如像软件开发那样，让后人修订前人错误，增加“补丁”，升级版本，陆续认可所有参与者的功劳，则不废前人努力，有益于逐步改进，则功莫大焉。这种共享型的翻译，个人名声上收益更低，但可以用提高版税方式补偿。民间网站，如“译言”曾有过合作翻译的尝试，不知为何没有大规模拓展开。在这个有共享单车的时代，共享翻译，还是可以继续尝试的。

 

中国文化传向全世界，参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与对话，也需要国人继续保持谦虚姿态。欲文化自信，需废文化自负。不要以为经济发展了，文化就会同步发展。经济、文化各有规律，未必同步发展。经济的强劲发展，上升的国际形象，最终会强化文化影响力，但这种关联，有一定延后效应，对此需有平常心。即便中译外、外译中再保持逆差五十年，也应有胸襟坦然对待。学习其他文化，师夷之长，并不丢人。一个民族的强大，是因它有强大的学习力。反过来，若非你情我愿，两情相悦，急躁地“助推”，不过是霸王硬上弓，徒增烦恼而已。

 

本文原载于《南方周末》（2017年8月14日）

 

[1] 参见李佳佳、宗晨亮“中国稀缺“中译英”人才导致文化逆差”一文，http://www.china.com.cn/book/zhuanti/2008fy/2008-08/07/content_16151870.htm

 

[2] 参见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辛红娟教授在《光明日报》上所撰的文章“中国典籍“谁来译”，http://news.gmw.cn/2017-02/11/content_2369557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