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北京文科高考状元熊轩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他成长在外交官家庭，家境良好，但他感叹“农村孩子很难当状元”。像童话里那位说“皇帝没有穿新衣”的小孩一样，他道出了一句实情，亦即社会经济地位，会影响子女的教育水平，也就是当今舆论所传的“寒门再难出贵子”。这个“再”字本身有问题，寒门难出贵子，向来如此，本不该是新闻。一个社会有能力打破这一陷阱，才是新闻。

 

国际上也有多年的实证研究，说明社会经济地位，会影响下一代的教育程度。在教育市场化的国家，这一点体现得更为明显。美国心理学会总结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说明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子女的营养状况、阅读水平、心理压力、教育资源等等。例如，贫困家庭的孩子，会存在更多营养问题。在发展中国家，这营养问题来自于食物不足和饥饿。在发达国家的低收入家庭，孩子更多消费垃圾食品，肥胖率上升。两者都容易造成疾病，而疾病会影响学业。经济收入比较差的家庭，也不大有钱给孩子买书，这会影响孩子的阅读环境，恶化教育不均。另外，如古话所言：“贫贱夫妻百事哀”。家庭经济差，拆东墙补西墙式消费，必然会在预算上出现各种分歧。大人的压力和争吵，会给孩子造成心理负担。由于这些原因，贫寒家庭子弟的成长，本来就重重障碍。

 

这种影响，既包括在中小学本身的学习成绩，也包括大学的升学选择，甚至包括上了大学之后的成就。我所在的得克萨斯州涌入了大量西裔移民。他们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差，孩子有不少属于第一代大学生，呈现出和过去学生不同的一些特征。美国大学也在通过各种办法，扶持这些学生，以免其中途辍学，造成个人和机构双重损失。

 

如何对待这种社会经济地位给教育成就带来的影响？对此问题最不可取的是市侩主义的言行，也就是嘲笑、谴责这些本已不幸的社会阶层，甚至将一切归结为“素质”。要知道，这种“谴责受害人”的做法，是挑战人类道德底线。对此问题，个人选择上的上策，是借助自己的实力和良知，改善公平的环境。中策是像熊轩昂那样，通过自己的平台，让社会看到问题所在。下策是竭尽嬉笑怒骂之能事，给人雪上加霜。这本身是缺乏所谓“素质”和教养的表现。

 

对于“寒门”来说，也没有必要在这个现状中悲观厌世。虽然统计学上，阶层对于教育有深刻影响，但个体延伸空间很大。总体上说，过去的科举考试和如今的高考，虽然都不完美，却仍多少是重新洗牌的机会。在中国，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家庭都强调应试，轻视欧美发达国家所说的“休闲阅读”。从这个方面看，社会经济地位对应试的影响，反而没发达国家那么大。社会经济地位一般缩写为SEC，其中包括父母的教育水平。我高中毕业已经27年，如今很多同学的孩子也参加高考了。我同学中间不少人社会经济地位普通，但学霸的家庭出学霸，父母教育程度比较好，或者比较重视教育，则孩子依然优秀。

 

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借助一些中间因素，如教育观和生活习惯。美国曾经做过一项针对幼儿园的全国性调查显示，社会经济地位处在前20%的家庭，每天给孩子阅读的父母占62%。而在20%的低收入家庭，仅有36%的人家，每天给孩子阅读。在育儿方法上，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家庭，更多满足孩子的需求，提供相关资源。而社会经济地位较差的家庭，对孩子管多教少，提供资源不足。在意识到问题之后，这些观念和习惯都很难去改。故此我认为，教育研究者的一大责任，是识别所有这些细节性的要素。借助这些方面的调整，帮助家庭和社会拉齐起跑线。现在社交媒体使得各种文章迅速传播。可惜很多教育创业机构，他们多靠兜售教育焦虑发财，所传播观念未必都符合事实。我们需要更多来自教育第一线的现实故事和实证研究，向家庭和学校传播健康的教育理念。

 

另外，经济收入的不均，问题更多体现在学校和社区环境上。在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学生缺乏图书馆、活动中心、健身机构、体育场馆等设施。这种资源的匮乏，加剧贫困家庭已有的问题。“寒门”的问题，不限于个人门户，而是地区差异的问题。事关区域，就需要国家制定合理的教育决策，在机遇上多加均衡，甚至适当倾斜，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区域差异，以免北上广和不发达地区资源不均，让下一代在教育上撑的撑死，饿的饿死。发达国家有支持低收入家庭的妇女儿童营养保障项目，让无辜的孩子不因家庭环境差而缺乏成长中身体所需的营养。以中国如今的经济实力，制定类似政策也已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在国家决策和家庭选择之间，社会机构也可以选择鼓励寒门子弟。清华大学录取并扶持出身寒门的甘肃残疾学生魏祥，就是一个积极且可效仿的榜样。

 

寒门的子弟中，不乏如今设计了您在使用的阅读工具、修建了高铁的人群。他们不是负担，而是难得的社会资源。逆境生长而最终闯出一番天地的人，平均智商较高，耐力、毅力等个性因素也经过了更多历练，更易成长为社会中坚。唇亡齿寒，若坚持教育不均衡，最终的不良结果，往往也是全社会集体买单。

 

文章原载于《南方都市报》（2017.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