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看到一篇有趣的文章“辜鸿铭的受辱：民族主义与创伤记忆”，让我们了解到生于南洋娶妻东洋游学西洋供职北洋的辜鸿铭先生，如何发生了从世界公民到民族主义的基因突变。文中称辜鸿铭曾任英国西南探险队翻译，探险途中，发现没有苦力抬轿子，要亲自探险，顿时失去了热情。加上跟英国雇主发生争执，甚至被对方以书砸头，感觉受到奇耻大辱。探险的英国人克鲁洪描述了这段往事：

 

“我们的那位首席翻译——一个受过很好教育的绅士，英语和德语说得极为流利，一张口就能引用阿尔弗雷德·德·缪塞——显然完全不适于探险工作。他抱怨我对他不够谦恭有礼，然而事实却是，越是接近旅程的困难阶段，他对探险就变得越发厌倦。我们从来就没有指望过他的勇气和忠诚，不过但愿他在弃我们而去之后还能有羞愧之心。”

 

这个英国人也不客气，在《中国西南探险记》一书中，指名道姓地说了辜鸿铭的这些事，导致对方在香港的圈子里混不下去。从此之后，他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反西方主义者。西方支持他反对。西方反对他支持。当今海归中，强烈排外者不在少数。指不定就有像辜鸿铭这样，在个别人身上吃了亏，然后记恨整个一个民族，甚至一个文明。以点及面，莫过如此。个人创伤，导致人的思想追求大变，在我看来，也非一个追求真理者应有的态度。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世人都是罪人, 天下何处有净土。

 

辜鸿铭、林语堂这些描写中国人的知识分子精英，所著的作品在西方如今人们知之甚少。《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艺术》写得是好，但是今日来看，描述的中国人不知道是哪个星球上的中国人。辜鸿铭的英文十分了得，流畅自然，今日仍罕有匹敌者。可是这样好的文字，却被用来闭门造车地描述一个抽象的，并不能被大部分中国人认同的中国精神，终归是暴敛天物。他这样的人，本可以是中国和世界良性互动的一次机会，白白错过，太过可惜。

 

如今外国人了解中国，靠的不是看林语堂和辜鸿铭，否则就好比跟着没有更新的GPS开车，保不准跌近深渊翻进大海。人们居然还看赛珍珠。这是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我的感觉是赛珍珠无成见，而知识阶层忽左忽右，反而失去了客观。另外，知识分子本来也不接地气，和民间中国隔膜得很。

 

因今日系赛珍珠诞辰纪念，和赛珍珠研究会的朋友们说起此事。镇江龚舒琴老师称：“当年能够走出去看世界的人，又有多少寒门学子？林语堂也是，杨绛也是，胡适也是，他们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只能说自己熟悉的阶层的话，他们完全不清楚或者不屑大地上普通人的生活……知识分子有多少出自寒门？即使不都是富家子弟，也是中产阶层的子女，或有着过人的天赋抱得佳人归，忽左忽右，都是茶语小话，所谓冲淡平和是也。”

 

我也借此机会，重发一篇原载于《书城》的文章，以作反思与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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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去年有个记者在外采访，说他代表中国人提问，结果回来被人骂得狗血喷头。你算老几，谁让你代表了？以前人们出国，总处处觉得自己代表著中国的形象，因此出去游玩，战战兢兢。那哪里是游玩，那叫一个受罪。现在出去进来的人多了，世界有多大，中国人就跑了多远，在旧金山等地你都不需要说英语，到了洛杉矶连二奶村都有了，中国已经不需要各位代表，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悠久的历史，我们作为个人也代表不起。 

 

可是在过去，赛珍珠的《大地》三部曲，在中国知识界仿佛扔了一颗大炸弹。关于谁能代表中国的问题，大家吵了几十年。南京大学刘海平教授在《赛珍珠与中国》（《赛珍珠作品选》总序）里，追溯了这场蔓延几十年的“代表”之争。这个话题，其实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赛珍珠是一个旅居中国的美国作家。她和丈夫在宿州生活的日子里，接触了许多目不识丁、从未见过西方人的农民，亲眼看到他们如何在艰难困苦与天灾人祸中挣扎拼搏。这些农民“承担著生活的重负，做得最多，挣得最少。他们与大地最亲近，无论是生是死，是哭是笑，都是最真实的”。她深为他们的纯朴、善良和顽强所动，并认为他们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代表。她决意替这些不善言辞的中国农民说话，写下他们生活的艰辛、理想与追求。她说: “我不喜欢那些把中国人写得奇异而怪诞的著作，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要使这个民族在我的书中如同他们自己原来一样的真实正确地出现。” 为了再现这些不被知识分子看重的真正的中国脊梁，赛珍珠做了一件西方作家很少做的事情，不和出版商商量，没有签订任何出版协议，便开始了创作。写《大地》的地方，在如今南京大学一幢二层小楼上。这小楼的用途应该是基建办。这是很糊涂的做法。我记得以前在西弗吉尼亚，赛珍珠出生的那个小屋都被保护了起来，成了一个“故居委员会”，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展览，忙得不亦乐乎。我们将这个《大地》的“故居”变成了一个行政部门办公室，真不知道一些领导心里是怎麽想的。 

 

《大地》的走红，等于扇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记耳光，因为这些本该他们去写的东西，被一个美国人给写了。当时各界的反映，简直就是一文坛的《清明上河图》。1994年，牛津大学的Bob Riggle还专门写了一博士论文《母纸老虎：1937年前大革命时期中国如何看待赛珍珠》。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学者不妨找来看看。赛珍珠是一试金石，她试出了文化人心里面最深层的一些东西，如人搞文学到底是要做什麽？中国到底是谁的中国？谁能代表中国？ 

 

当然也有一部分评论者带著平和的心态，对待赛珍珠的成功。《矛盾月刊》上庄心在称赛珍珠为我们“民族的友人”。 作者认为，一个民族能否被人尊敬赞颂，文学艺术起著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的文学是“无形而有力的战斗器”，它能不必流血牺牲， 而“免除别一个国家愚妄或自私的误解和仇恨”，这就是英国“宁可损失全印度，也不愿意失去莎士比亚”的缘故。 

 

赛珍珠在获得诺贝尔奖的演讲中，如数家珍地阐述了中国小说的起源与发展演变，介绍了中国的名作《水浒传》、《三国演义》和《红楼梦》《西游记》、《封神演义》、《儒林外史》、《镜花缘》、《西厢记》、《金瓶梅》、《教坊记》、《会真记》，声称：“想不出西方文学中有任何作品可以与它们相提并论”。在精神上，赛珍珠是吃中国的奶长大的，她自己毫不讳言这一点，说自己如果不承认这个影响那就是忘恩负义。这种精神上的“认祖归宗”也得到了一些中国论者的认同，当时有作家称赛珍珠“肉体出自阿美利加的双亲，而她的精神则是我们中国所赋予的”。我很赞赏这样一种态度，它很坦荡地接受一个外国人对於中国的赏识，而不是疑神疑鬼，处处怀疑他人居心叵测。 

 

著名出版家和文学批评家赵家璧先生在《布克夫人与王龙》 中肯定了赛珍珠的文艺成就，说它不但“画得了中国人的外形”，而且还“抓到了中国人一部分的灵魂”。“除了叙写的工具以外，全书满罩著浓厚的中国风，这不但是从故事的内容和人物的描写上可以看出，文学的格调，也有这一种特点。尤其是《大地》，大体上讲，简直不像出之于西洋人的手笔”。 然而，赵家璧先生对赛珍珠写王龙这样比较落后的农民不已为然。认为表现了中国的“落后”。这种害怕表现“落后”的恐惧在21世纪丝毫不见减少。上海市禁止市民穿睡衣出门，就如同民国时代米高梅来中国拍摄《大地》的情景。据说那时国民政府还特意将一些破落的街道遮起来，怕拍出去丢人现眼。 

 

非议赛珍珠的多是一些“进步文人”。 《大地》的译者伍蠡甫先生。是一个激烈的批评者。他在《译者序》中问道：这难道是中国的真实情况吗？在作这些描写时，作者难道没有一点白人优越感？难道没有要通过侵略来拯救中国的意思吗？难道小说不是要把中国表现成是对世界和平的一种威胁，表明“黄祸”即将来临吗？这种无端的猜测是很荒谬的。胡风在他的《“大地”里的中国》一文中说赛珍珠相当熟悉中国农村的人情风俗，只不过她受到了“只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基督教徒这个主观观点上的限制……并没有懂得中国农村以至中国社会”。赛珍珠虽然最初以传教士身份出来，其父赛兆祥也是一著名传教士，但她的作品不能反映长老会布道团的立场和观点，甚至发布过《海外传教有必要吗？》的演说，宗教界对她十分不喜欢。赛珍珠的父亲显然也不满她的做法， 甚至连女儿的作品都不想去看。这些背景一些论者不知道，仅仅是因为她当初的传教士身份就形成思维定势，乃至在观感上刻舟求剑。 

 

影响最大的是鲁迅先生的一段话：“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即如布克夫人，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中国的女教士的立场而已......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只有我们做起来，方能留一个真相。” 但是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的姚雪佩研究员表示，鲁迅写此信的时候，他可能只读了《大地》的一个译本，译文质量不算太好。赛珍珠后来又写的叁部曲中的其他两部，当时没有中译本，或尚未完成。因此，鲁迅难以对赛珍珠的作品有个总体的把握。其实，后来有迹象表明，鲁迅可能要对赛珍珠作新的评价。他在1936年9月15日给日本朋友增田涉的复信中说：“关于《大地》的事，日内即转胡风一阅。胡仲持的译文，或许不太可靠，倘若是，对於原作者，实为不妥。” 

 

最有意思的是海外学者对赛珍珠的看法。当时《纽约时报》上，有一段著名争论： 

 

旅居美国的江亢虎在1933年1月15日在《纽约时报》撰文，称赛珍珠的作品从根本上说，是幅讽刺中国的“漫画”，作者在叙述“陈旧的中国习俗”时，作了“过度的夸张”。文章暗示，这跟赛珍珠在中国幼年生活时“受到中国苦力与阿妈的影响”有关。江亢虎认为，这些苦力与阿妈的“生活观念非常奇特，而且他们的知识亦非常有限。他们可以构成中国人口的大部分，但他们肯定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苦力和阿妈代表不了中国，那麽达官贵人是不是就更能代表中国了呢？这个说法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江的另外一些说法更为可笑：他举例说，《大地》里叙述泡茶的方法是在“沸水水面，洒上几片卷曲的死叶……连乡下人都会感到诧异的，因为中国人总是将沸水冲泡茶叶的”。赛珍珠毫不客气地回击了这个居高临下的海外高等华人的指责。“在我为《大地》所取的地方背景那里，茶叶是很稀罕的，很少几片茶叶浮在开水的面上，这情形，我看到过好几百次。”“但凡此诸点，均非重要，中国各地习俗大有殊异，无人能留存不变之静态，只能说：‘在我所处的区域中是这样的’而已。” 

 

但赛珍珠与江亢虎最大的分歧在於如何看待平民大众。她说：“倘若在任何国家内，居大多数者不能为代表，则谁复能代表？然而我晓得江教授及其他类似江教授者，颇愿以极少一部分的知识阶级来代表全部中国人民.....对此，我是永难赞同的。”她认为“中国平民与知识阶级间的鸿沟太可怕了，已成为互不相通的深渊。” 

 

去年我给赛珍珠故乡的彭达维斯（Pendarvis）老师翻译了一本给青少年看的赛珍珠的传记，其中也提到一个细节。说赛珍珠在南京的时候，有一群爱国青年学生请赛珍珠吃饭。后来发现是一鸿门宴。因为这些学生有个要求，叫赛珍珠不要出版她所翻译的《水浒传》（《四海之内皆兄弟》），以为怕会加深西方人对中国的成见，因为水浒传说的是粗莽的土匪，有杀人越货的，有吃人肉的，有坑蒙拐骗的。在那个时代，中国人十分害怕被不合理地代表，损毁了自家形象。

 

那么究竟谁能代表中国呢？这个问题，或许用赛珍珠的问法更好：多数人不能代表这个国家，那麽谁能代表呢？《大地》的遭遇反映了中国几千年来的等级森严思维，和根深蒂固的精英意识。今日大家放眼去看，动辄拿“名门”、“贵族”、“皇族”、“某某大资本家后人”来做文章的文人何其多也？这一样是千年来的封建思维在作祟。斯诺夫人对此现象的评述是：“真没想到，年轻的知识分子对这本小说竟如此切肤痛恨。......他们说:‘她本不该写这些可憎的人，干吗不写……文明人呢？’这些受过西化教育的中国人之所以恨它，是因为他们不想让外国人了解中国令人不快的一面；他们想隐藏事实真相。” 

 

关于赛江的代表之争，或许我们思考的时候，应该超出问题的表象。是一位在中国摸爬滚打和中国三教九流打成一片身经义和团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的美国传教士女儿更能代表中国呢？还是一位在西方书斋里做研究的学者更能代表中国，这几乎是一个不需要多想的事情。 

 

如今，究竟谁能代表中国的问题，还有很多人提起。赛珍珠和江亢虎那样的争论，如今可以找到很多翻版。在我常去的一英文博客上，就曾看到一国内朋友的留言，说你们这些海外华人的言论，代表不了中国。海外呆久了，不和中国现实打交道，用当初希拉里说奥巴马的话来说，会有精英主义、居高临下、脱离现实（“elitist, condescending, out of touch”）的风险。赛珍珠和江亢虎之争，对我们今天旅居海外的人来说，应该还是一个活生生的教训和警告。或许我们代表了什麽，和我们的出身、肤色并没有那麽大的关系，更有关系的是我们的内心愿意和谁在一起。这麽看起来，赛珍珠是一个和民间中国打成了一片的草根作家，不为精英社会所容，应该是她永远的骄傲，也应该是我们后人学习的榜样。赛珍珠非常赏识平民教育家晏阳初，而对一些精英人士嗤之以鼻。 

 

顺便说一句，那个当年在《纽约时报》发文批评赛珍珠扭曲了中国形象的江亢虎（1883—1954），用而今中国的标准来说，是一个典型的社会成功人士，曾在晚清和北洋政府任职，游访北美西欧多国，在北京创办女子学堂，曾在加拿大、美国高校任教。 

 

只不过患难见真情，在美国的赛珍珠为中国的抗日大声疾呼的时候，这位中国的江先生了依附日军，任汪伪政权国务委员，考试院副院长。1945年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判处无期，1954年病死狱中。

 

本文参考资料均来自刘海平著：《赛珍珠与中国》（《赛珍珠作品选集》总序）。本文得刘老师授权摘选此文，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