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应1990年参加高考的。我那时就读于安徽桐城中学。“桐中敲铜钟，童男童女同上学”，学校校风良好，纪律严明。学校出过美学家朱光潜、文化部长黄镇、作家舒芜等。我们那时理科吃香，不知是不是因为这种背景，到今天，重理轻文的传统还根深蒂固。而今，同学群里文科生一张口，理科生就摩拳擦掌，修理“文科傻妞”的浅薄，嘲弄“伪公知”的情怀。

 

不过理科同学确实也人才辈出。而今把天舟一号送上天的航天“快递小哥”程堂明和毛万标，都是桐中人。我们那一届可能是桐中最巅峰的一届。同学中多人斩获全国物理、化学、数学竞赛的奖项。其中段路明、吴筱益等已成学界泰斗，有的已成业界栋梁。当然了，和我一样，大部分人没这几位那样过劲，勉成了国器，但没人因贪污、腐败遭双规，也没人因伤人、嫖娼被抓捕。大家无非是上有老下有小，撑着家庭，养着孩子，日子平平淡淡，清流见底。百分之八十幸福安康，加上百分之二十鸡飞狗跳，在我看来，也就可以了。

 

高考改变了我们很多人的命运。桐城当时经济并不发达，除县城（我们叫“城关”）的学生外，大多数是农家子弟。进校时我们有一段时间还用粮票。为了省着用，大部分人周末回家带些可以存放的咸菜。日后不管同学多发达，跑到了什么地方，很多人仍把稀饭咸菜当成安慰食品。后来食堂师傅让我们自己带米换饭票。我经常骑个锈迹斑斑的永久自行车，跑三十里地去上学，米袋扛在车后座上。有一次袋子被车擦破了，骑一路米洒了一路，好比在捕鸟。发现后大恸，对自己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我们高三一共七个班，五个理班，两个文班。我在文班。高考之前三天两头模拟考。当时并无光电阅读器。老师不知是用香还是烟，给答题卷上的正确答案烧出洞，罩在答题纸上快速批改。一个班大约有五十多人。考完了谁考怎样，消息不胫而走，竞争火爆。关于应试的部分，我只记得这么多了。

 

我最怀念的是我们良好的师生关系。我们班主任是体育老师彭安全。同学思想出问题，他去做工作，没有不服他的。论体力，他是体育老师。论魅力，人家高大帅。论人品，彭老师在同事中口碑极好，和师母一辈子都不红脸。我们中间有矛盾了，他往宿舍两张床中间一站，立刻宝塔镇河妖，让同学偃旗息鼓。语文老师刘盛磊 —— 愿他在天之灵安息 —— 极有才气，动不动教我们吟诵古诗文，如《归去来兮》，别班有人后来问我们班出了啥事，为啥念不像念，唱不像唱，五音不全，集体在嚎叫，我们于是摇摇头，鄙视着他们的没文化。地理老师胡邦彦和我们情同哥们，说完了大气环流北回归线，下了课就靠双杠上跟我们唠嗑。印象中的历史老师黄祥林，总是围绕着操场跑了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我们一直搞不清他的历史知识和长跑实力，哪一个更强，哪一个更亮。黄老师特喜欢跟我们讲济远号管带方伯谦弃舰逃跑的事。有历史学家说方伯谦一事是冤案，这是后话。但由于方伯谦和我名字像，一说起来，很多同学便朝我看过来，挤眉弄眼，跟我嘿嘿，害得我位卑未敢忘忧国，总为甲午战争失败内疚。

 

我们英语老师张恩怀，成天跟我们说学外语的好处，还拿我们一个在央视工作的外语专业学长跟大伙儿做例子。张老师语速极快，成天把我们激励得像吃错了药一样。张老师的教学是极好的。当时我们文理虽已分班，英语却总在统考。一考起来，总是他教的两个文班最强。当时胡龙彪的语法总比我好，连老师遇到问题都问他的意见。而我总是阅读理解和写作强。论总分，每次不是胡龙彪第一，就是我第一，几无悬念。胡龙彪高考以英语全县第一的成绩，上了北大，再后来去了英国，如今生活在剑桥。当初同一个张老师教出来的学生，如韩复榘说的那样，如今说着七八国的英语。我估计在老胡的世界里，世上只有两种英语，女王英语和各种使用错误 —— 包括我们这里说的Howdy, y'all。不过堤内损失堤外补，德州牛排就是比英国炸鱼和薯条（fish and chips）味美。当然，两个加一起也比不上山粉圆子烧肉。

 

高考前班级排名每周都在进行，这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关系。我们大部分人成了终生好友。即将到来的高考，带来的沉重压力，和旺盛的荷尔蒙，我们是用体育来消解的。老师给我们打的鸡血就是：“等你上了大学，可以天天去打球。”大家晚上跑操场打球，拉单杠。我们宿舍十个人，按照引体向上的数量排了座次，分一号二号三号。有时候为了图个安静，我班自主培养的侠客们飞墙走壁，翻越学校围墙，去隔壁党校小松林看书。

 

从高二开始，练气功就热门起来。我们宿舍的汪忠—— 现在是湖南大学管理教授 —— 一有空就在宿舍拉起蚊帐打坐。他人被高考折腾得瘦如皮猴，此公逆生长，越接近高考越红光满面。我们认为练功自己这么瞎练，没有名师指点，走火入魔是肯定的。我们就好比睡觉时被楼上第一只扔下的靴子吵醒的人一样，惴惴不安地等着汪某走火入魔。汪某貌似走火入魔了一辈子：至今，激情仍燃烧着他的岁月。他每天思维亢奋，不知发多少帖子，抒发各种感慨，传达马云思想，教授创业方法。他的排版总是那么地一塌糊涂，却明知故犯，屡教不改。至于气功么，由于常被本人隔屏发功修理，丫内功全废了。

 

成绩的压力是很大的。我数学总发挥不稳定，这让前途不确定性大为增加。高考毕竟是要看总分。后来有了一个机会，学校可以保送班级前十名的学生上师大，我就报了名。感觉自己强项应是英语，于是报了外语系。外语系要求面试。我平生第一次离开我们县，去大学面试。面试前遇到一个外语系老师，说私下告诉你，我们原则上不倾向招桐城人，你们方言太重，普通话都讲不好，不要说外语。面试貌似是为了拒绝。不过这一头冷水，倒卸掉了我的负担。最终不要我是正常的，大不了我回去考。如果要我，那可是白赚。

 

给我面试的包括系主任顾永年老师，一个擅长摄影的俄语老师，用英语给我提问，让我用英语回答。可怜的顾教授，可能是被 “来”“奶”不分的口音整怕了，一再考我light和night，想看我们这些人到底是不是无可救药。我顺利通过了这次考试，而且那一届我们学校外语系英语49个人，招了桐城9个，从原则上不同意，到大放水了。

 

就这样，我提前结束了高考。有人感叹我的潜力，为我惋惜，说要去考，说不定可以考个更好的学校。不过谁知道，可能我什么学校都考不取。这种考试，实在是高风险考试，一考定终身。至今想来仍觉心惊肉跳。时隔多年，我仍然觉得，学习的事情不必豪赌。塞翁失马焉知祸福，我后来在安徽师范大学，遇到了一些极其出色的老师。如果说有什么不对劲的话，是我那次一试定终身的面试，只不过是一次demo。正版上市后，我们（尤其男生）普通话果然糟糕透顶。当然，本人勤学不辍，不久，就能用普通话的四声，一本正经地吐出方言里的用词了。人们忍无可忍，说你说英语都比你说普通话好懂些。这么一激，我就想人生苦短，前鼻音后鼻音都见鬼去吧。

 

后来我又有机会，被保送到南京大学读研究生，同样躲过了我的某个跛腿学科。我没有任何家庭背景，老师推荐我，纯属爱惜学生。我感谢这些好老师，也感谢家人尤其是老父亲的支持。人生乃放长线钓大鱼，我错过了大考，却完成了教育。我没有写过高考作文，以后却成了报刊写手，经常要和高考一样，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作文。别人高考考一次，我是摇匀了学一生。

 

原载于《南方周末》（2017年6月22日），本文又添油加醋了一些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