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追捧过季羡林、钱钟书和陈寅恪，大师一拨接着一拨。最近，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吴兴华全集》，吴兴华进入公众关注的视线，有可能重新激起人们对大师的兴趣。吴兴华先生在文革中受害，英年早逝，十分可惜。百度百科上称“像吴兴华以及钱钟书这样学贯中西、通今博古的学者，在中国历史上几百年才产生一个，当今之世是无人能及的。”这种论调，衬托如今学界的浮躁，会引起广泛共鸣，不过也让人反思，尤其是在教育的得失上。

 

从钱钟书、陈寅恪、吴兴华的例子上看，造就“大师”的要素有雷同处：第一，他们的学问以广博见长，“博古通今”，涉猎甚广。他们所处时代的学科建设不像如今壁垒森严，这种不分家的教学是大师成长的沃土。学科专业化建设多年后，芬兰倡导的“现象式教学”，据传是打破了学科界限，引起了人们对于打破学科分割的想象。但话说回来，当今社会知识更新换代太快，过度强调跨学科的广博，会让人有宽度无深度，反倒影响学问建树。“略知一二”的学问，除了时不时让人刮目相看，未必有利于自己或社会。今日学人更大的需要，是找对适合自己的领域，深挖下去，产生持久的影响和趣味。

 

第二，这些年被我们纷传的大师，多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人学习的前期，大量记忆，在归纳与模仿上有助益。“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不过往后，需要从归纳转入演绎，从吸收转为创造。而今信息容易检索，照相机式记忆力重要性降低，人工智能让学人如虎添翼。学者要修炼的，不再是让人膜拜的超强记忆，而是对社会和他人的影响。不如找到各自兴趣和专长相得益彰的一隅，以精雕细琢的理论与方法，启发他人思考，或推广其应用。这些影响都胜过博闻强记。

 

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是问题是：从季羡林到吴兴华，评论者总不忘强调他们会多门外语，那么通晓多门外语到底多么重要？古今中外都有多语种人才。英文中有个词，叫polyglot. 其中会二十几门外语的超级外语通，被称为hperpolyglots, 还有一个国际协会，叫国际超级外语通协会（InternationalAssociation of Hyperpolyglots)。超级外语通中的代表人物为意大利红衣主教梅佐凡蒂（Giuseppe Caspar Mezzofanti），他一生精通的语言在30-72门之间。现任教皇方济各会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拉丁语、 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等。当代名人中，美国第一夫人米兰妮·川普会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克罗地亚语和斯洛文尼亚语。我自己的朋友中也有不少人会七八国的语言。最神奇的一位老师，据说会二十多门。

 

多语种人才的存在，说明人类学习潜力巨大。人可以通过后天习得，掌握多门语言。这些语言奇人的语言，有不少是自学的。而今的外语教学，让人连一门外语都学残。人学外语的巨大潜力，是怎样被废掉的？ 为什么我们的外语教学，连教会一门都难有成效？学校教育，是外语学习的答案，还是问题？

 

我们的教育做错了不少事，比如用陈旧的教材，毁灭了学生的兴趣。用淘汰为主的考试，浪费了学生精力。用考非所学、学非所用的教学方式，耽误了学习的效率。在教学法上，我们需要新思维。而这些所谓新思维，不乏对学习常识的回归，比如带着问题和实事去学习：杨绛就为了翻译《唐吉柯德》学西班牙语。当今教育的一大任务，是思考学习的潜力，千方百计解放学习者的“生产力”，让他们都能像过去大师那样，在自己有限的时间内，把一门外语学通，自己看世界多一个视角和纬度，而不只是巴巴地盼着几百年出一个奇才。

 

如果说教学法研究的是“怎么学”的话，我们还要回应的一个问题是“学什么”。可能性不等同于必要性。人会多门外语，不一定意味着要去学习多门外语。会多门外语的人容易成为传奇，但过于神化也不大必要。有一部分人擅长多门外语，本属擅长投胎：生在欧洲比利时、新加坡这些多语种环境，不费太多力气，就可以接触并掌握多门语言。我注意到，来自卢旺达等非洲国家的留学生，往往也会英语、法语、斯瓦希里语和故乡某一种当地土语。对于这些地方的人来说，会多门语言都是稀松平常的事。

 

过去大部分人不会外语，做起学问来周围难找到帮助的人，学问大家们只能把所有语言都自己扛。而今，日本、韩国都发明了可穿戴的翻译机，谷歌翻译的效率也在逐年提高，其翻译效果应该不亚于粗通某门语言的人。另外，各语种外语人才都有，可相互交流，互通有无。未必每个人都要倾其一生自己去学。不如聚焦地把一门外语学精学好，其趣味和实用价值可能更大。若无实际需要，掌握很多语言，只是偶尔让人刮目相看，则大可不必。别忘了人生苦短，或许有更值得操劳的事去做。

 

文章载于《南方都市报》